陶叶的婚姻生活，从外人看来，是完美的。
丈夫叫田中健一，不是美琳姐嫁的那个田中——日本姓田中的太多了。
他是个律师，在东京一家中型事务所做企业法务，收入稳定，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偶尔加班晚了会提前发消息说“今晚不用等我吃饭”。
他在早稻田读大学时来中国交换过一年，中文说得不错，谈吐温和，戴一副无框眼镜，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密的纹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稳重。
他们是在一次中日商务交流会上认识的。
陶叶那时刚拿到语言学校的结业证书，在一家贸易公司做兼职翻译。
健一是那家日方公司的法务顾问，交流会结束后他走过来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她的日语发音很标准，问她是不是在日本生活了很久。
她说没有，只是以前在地下街的时候跟一个姐姐学过。
他问地下街是什么地方，她笑了笑没有回答。
健一追求她的方式和田中追美琳姐完全不同——没有送洛丽塔裙子，没有带她去原宿看街拍，而是约她去看画展、听古典音乐会、在安静的怀石料理店里聊各自的生活。
他说他喜欢她的安静。
他不知道她的安静是从哪里来的，他只是觉得这个穿米色风衣、头发挽成低马尾、说话温温柔柔的中国女孩和东京街头那些吵闹的同龄人不一样。
婚后第三年他们搬进了东京郊外一栋独栋房子，两层楼，四个房间，门口种了一棵还没开花的樱树。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取名优子。第二个是儿子，取名健太。
陶叶三十六岁那年，优子刚上小学，健太还在幼稚园。
每天早上她六点起床做便当——优子的便当盒是粉色的，带兔子图案；健太的是蓝色的，带小熊图案。
她把小香肠切成八爪鱼形状，把饭团捏成熊猫脸，把西兰花烫得刚好翠绿。
便当做好以后放在料理台上晾凉，然后去叫孩子们起床，给他们穿校服，检查书包里的课本和联络册。
送完孩子以后她开车去超市买菜，回来打扫房间，洗衣服，熨丈夫的西装和衬衫。
下午四点接孩子放学，送优子去钢琴教室，送健太去足球训练班，然后回家做晚饭。
晚饭通常是三菜一汤——主菜是鱼或者鸡，配菜是两道季节蔬菜，汤是味噌或者清汤。
她的日程表精确到分钟，她的微笑精准到弧度，她说话的声音永远温和柔软，从不提高音量，从不发脾气。
邻居们都认识她——那个住在街角独栋房子里的中国太太，说话轻声细语，总是穿着素色的开衫和长裤，头发简单地扎成低马尾，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会和熟人微微鞠躬打招呼。
学校里其他妈妈们聚在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也会叫上她，她每次都去，坐在角落里捧着茶杯听别人聊天，偶尔被问到“林太太你觉得呢”的时候会给出一个温和而得体的回答。
没有人不喜欢她。
但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她。
健一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偶尔会在饭桌上拍拍她的手背说“这样就很好”，语气温和，像是在夸奖一个完成了指令的孩子。
她笑着点点头，把剔好刺的鱼肉夹到丈夫碗里。他从来不打她不骂她，工资卡交给她管，纪念日会买花买礼物，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丈夫。
但他不喜欢她穿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
最开始是委婉的提议——“今天去公司聚餐，穿得正式一点吧。”那时候她刚嫁过来不久，衣柜里还挂着几条从上海带过来的洛丽塔裙子。
她想了想，把洛丽塔换下来，穿了一件米色的连衣裙去聚餐。
健一在车上看了她一眼，说这样很好看。
第二次是孩子刚出生不久。
她生完优子以后身材恢复得很慢，以前那些洛丽塔裙子穿上身有点紧了，但她还是偶尔会在家里穿——在卧室里对着镜子把浅蓝色那条拉链拉到一半，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裙摆上那些小雏菊，觉得自己好像又变成了地下街那个十几岁的女孩。
健一那天提早下班回家，推开卧室门看到她站在镜子前面穿着那条裙子，愣了一下。
“怎么突然穿这个。”他的语气不算差，但嘴角的弧度有点僵硬。
陶叶转过身来，手指还捏着裙摆。“以前在上海买的。很久没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