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方在战俘问题上也越走越远。先是于6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战俘问题上做出了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单方面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0余人，宣布为平民，移交给韩国当局，后又在10月初至11月中旬，又片面释放了11000余人。另外，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方对中朝战俘进行了强制性“甄别”，7月13日在双方代表团大会上，美方将遣返人员约83000余人的数字通知给了朝中方面。在这83000人中，朝鲜人民军战俘为76600人，约占朝鲜应遣返战俘总数的80%，中国人民军志愿军战俘约6400人，仅占总数的32%。这样的做法也直接挑战中国方面的权威和尊严。
为什么要搞“甄别”？其实，这是美国人的一种将计就计。志愿军以民间的名义出国，意思是中国人民志愿参战帮助朝鲜的，那么他们的遣返国就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而不仅是中国大陆。因此，在打着正义和真理幌子的“甄别”下，许多人被屈从遣送去了台湾。
再看中朝方面。至1952年底，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全部胜利完成，约3亿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52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也稳步增长，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无财政赤字，而且在预算开支计划中，用于国家建设费已占第一位，占计划总支出的49%,国防费已降至第二位，占计划总支出的28%。国家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家的财政状况都得到了根本性好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的作战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由于国内经济的全面恢复，使支援战争的能力得到全面增强，虽然1952年国防费用之处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例降低，但实际数量要比1950年和1951年都有增加：1950年为28亿元，1951年为53亿元，1952年为58亿元，加上全国人民开展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使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明显改善。
到1952年9月，志愿军主要武器同1951年7月相比：山炮、野炮、榴弹炮总计从1141门增加到1493门，其中野炮从388门增加到507门，榴弹炮从347门增加到578门；高射机枪从2291挺增加到2462挺，高射炮从805门增加到988门，火箭筒从752具增加到3028具，轻迫击炮从4717门增加到4899门，重迫击炮从208门增加到241门，无后坐力炮从443门增加到1030门，火箭炮从73门增加到162门。可以出动掩护平壤以北交通运输的歼击航空兵，由2个师100架飞机增加到9个师450架飞机，1952年10月，志愿军空军又开始装备性能更加优越的米格-15比斯歼击机。坦克由125辆增加到160辆，运输车辆从1951年7月6860辆增加到1952年6月的10323辆，其中配属至各军的运输车辆超过150辆。
至1952年8月底，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部队共有16个军、4个榴弹炮师、1个战防炮师、1个火箭炮师、4个坦克团、4个高射炮师和5个城防高射炮团，还有以国内机场为基地的9个歼击航空兵师。
在前线的志愿军不但兵力充足、士气高昂，而且都经过了实战的锻炼，具有与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作战的经验。其中作战时间最长的部队已近2年，既有运动战的经验，也取得了阵地战的经验，入朝最晚的第20兵团，在朝鲜作战也近1年。步兵高级指挥员作战指挥水平和能力均有提高，已经善于指挥多兵种作战，在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步兵和炮兵的作战协同已经走向成熟，初步总结了坚守防御特别是依托坑道作战的防御战术，积累了依托坚固阵地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
联合国军地面部队迟迟没有大的动作，反而由于志愿军在战术上采取的狙击作战等积极的活动后，其在正面战场越来越显得被动起来。无论是美方高层还是前线的士兵对这次战争越来越没有信心。
至1952年8月，随着下半年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开始和每年一次的联合国大会的召开，联合国军在第一线共展开15个师，战场又趋于活跃。志愿军在一线共配备7个军，均齐装满员，士气高昂。
为打击联合国军嚣张气焰，促进谈判进程，志愿军总部决定利用即得优势，发起一场规模有限的战术反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