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父亲描述的是更早的版本。去年十一月。
“那次她穿的是墨绿色连衣裙——对，就是后来你看到的那个颜色。”
“她俯身坐进去的时候，领口荡开。我离她十几米，路灯底下能看到她锁骨和胸口一片白皙的皮肤。”
父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不是找不到词，是在决定要不要继续说下去。他继续了。
“沈砚绕到驾驶座那一边，上了车，车子没有立刻发动。车里的灯灭了。他们在里面坐了……五分钟。车灯亮起来，倒车，从车位里退出来，从我和共享单车旁边经过。”
父亲当时把共享单车锁在奶茶店门口的栏杆上。车锁的“咔嗒”声在安静的街道里很响。但车里的人没有往这边看。
“不是我一个人。”父亲换了一个话题的速度很快。不是刻意转移，是这两件事在他脑子里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有一回在小区的地下车库。
不是艺术中心的，就是他们住的那栋楼下面的地下车库。
晚上十点多，父亲从外面回来，从车库坡道走下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在车库里慢慢转，没穿物业的制服，穿的是一件深色的便服外套。
他把电动车停在一个角落里，熄了火，人就靠在车座上，看着一个固定的方向。
贺成。
父亲走过去问他来干什么。贺成抬起头，没有被抓到的慌张，表情很平淡。说了三个字：“来看看。”
“两个男人，在不同的夜里，跟踪过同一个女人。”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
是一种很复杂的、不知道该怎么归类的表情。
如果一定要描述，是一个丈夫在承认“我不是唯一一个”的时候，脸上会出现的那种表情。
有一天下午，父亲跟着母亲上了三号线地铁。
从艺术中心站一路坐到南山站，一个他从来没听母亲提过的站名。
母亲下了车，上楼，穿过一个十字路口，走了一个街区，站在一个路口，在等谁。
“她没等到。”父亲说。“因为她回头了。”
她没有看到父亲。
父亲躲在一个报刊亭后面，侧着身子，不敢探头。
报刊亭的老板在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垂，手里的报纸快滑到地上了。
父亲贴着报刊亭的铁皮墙壁，感觉到铁皮被太阳晒了一天后残留的热度，透过衬衫传到背上。
但她回头的时机很精确，走了七八步，突然停住，转身往回看了一眼。
她从包里掏出手机，翻盖手机的那种数字键盘，按了几下，收起来，转身往回走了。
父亲在报刊亭后面又站了五分钟。不是怕被她看到，是在想一个问题：她在等谁？
父亲的语速突然变慢了，像是翻到了某本旧相册里发黄的一页。他伸出手，把桌上的水杯往自己的方向拖了近一寸，两只手交叠着放在杯子上。
“有一次她站在公交站等车，穿的就是那条白色连衣裙。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你才上初中。”
“公交车站有几个人在等车。三个男人。他们不是同伴，三个人各自隔开两米，站在不同的位置。”
“然后你妈走到了站台上。白裙子的裙摆在风里轻轻贴着大腿。腰上那根细带收紧了腰线。”
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腰。
不是在看自己的腰，是在回忆母亲那时候的腰线——他的两只手曾经能在那个腰上合拢，拇指和食指中间留一寸的空隙。
“胸前的布料被风吹得贴出了轮廓。那三个互不相识的男人在同一秒被同一样东西吸引了。”
“她不知道我在看。”父亲说。“她也没注意到那些人在看她。不是不知道，是没注意。不值得注意。”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父亲的声音很平。不是刻意的平静，是自然流露的——像一个人在说一件他已经接受了很久的事。
“你跟踪她这么多次——”林屿问，“你想找到什么？”
父亲低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