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西进也是楚意在亡秦之决心显现。《高祖本纪》载：“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这表明西进之举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冒进行为。在以援赵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刘邦所率部众也极其有限。为此，楚怀王授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这等于让刘邦自己设法解决兵源问题。刘邦面临的处境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其作战方式是且战且走。其情形与陈胜时期的周文部相类似，只是实力不如，面临之敌的警觉程度及战斗力又大过周文所遇。但这些困难都未能吓住刘邦及其部队，他们以楚军惯有的艰苦卓绝精神及亡秦决心一路西去。西进战事并不顺利，刘邦部打了一些胜仗，也遇到一些难克之敌及难攻之城，如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开封、洛阳几处战略要地均未攻取。在这种情况下西进，刘邦部等于深入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直到收降了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刘邦部的前景才光明起来，抵达秦之南大门武关时，秦军主力已投降了项羽。刘邦部经过一连串激战，相继攻破武关、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最后在蓝田击败秦国关内主力，兵临秦都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开城向刘邦军投降。至此，以陈胜发起的反秦大业功毕于刘、项。
另外，刘邦出发西进时，楚怀王有令，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此令虽对楚军诸将而发，但其影响则是全国性的。据《高祖本纪》，秦之南阳守军就知道这个命令；赵之别将司马昂也欲渡河入关；番君别将梅鋗也引兵突到武关附近；这表明楚已初有号令天下之尊。这个威势虽然是陈胜早先奠定的，但楚灭秦的主导地位则无可怀疑。
三
按通行的说法，秦王朝灭亡于农民大起义，这固然是事实，但这种说法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同等重要的事实：即秦亡于楚。
我以为，有必要区别单纯意义上的反抗与刻意的、专以亡秦为务的战略行为之间的不同。前者只是各地民众急于挣脱秦之束缚，从而导致恢复六国旧局的裂土分疆态势；后者才是秦所以亡的关键所在。有史为证，陈胜及其后继刘邦、项羽，也包括项梁及楚怀王心是亡秦的中坚，他们不仅承担了压倒多数的军事重担，同时也完成了全部的毁灭性打击。他们更以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决战的战斗姿态有别于他们的军事政治盟友。
我无意抹杀楚国以外的反秦武装的作用，但征之于史，又很难给他们过高的评价。如前所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基本上袭用了旧时六国的格局。其中赵、燕、魏三国由楚系分出，韩国则从未成气候。各自为王之后，他们便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地盘，对于给秦之心脏地区及其主力以打击方面显得漠不关心。如原为陈胜旧部的武臣，在陈胜承认其为赵王之后，对陈胜令其派兵西进的命令置若罔闻，只顾一味向北方扩张，并与从己部分化出去的燕国搞磨擦。武臣的这种行径应该视为陈胜速败的间接原因。楚以外的反秦战事又以赵为最，那么各路诸侯在亡秦事业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如果考察一下反秦武装中非由楚系派生又不隶属楚军事指挥的齐国及彭越的事迹，则更能凸现楚国坚定不移的亡秦信念及所起作用。齐国的创始人田儋乘陈胜部将周市攻狄（今山东高青）之际，乘乱在狄自立为王，并立刻成为一割据势力，出兵击走周市部，这或许是反秦武装之间的第一次内讧。然后，田儋收复旧齐，不久便死于载之于史的唯一一次与其它反秦武装的军事合作——救魏。在此之前，另一支非陈胜系统的楚军秦嘉部约齐击秦时，为田儋拒绝。田儋死后，其弟田荣执齐实权，齐人未经田荣许可立田假为王。田荣被秦军围困于东阿，项梁率楚军破秦于东阿下，救了田荣。但田荣并不与楚合兵追击溃退的秦军，反而回师齐地逐走田假等人。当项梁遣使促齐发兵击秦时，田荣居然提出让楚赵两国先诛逃难于彼的田假等人。在这种非理要求被拒绝后，田荣也拒绝出兵击秦。从此，齐国在反秦大业中便无所作为了。日后随楚入关的田安之齐军很可能是为楚、赵收容的田假宗族。与田荣无关；田荣部将田都也叛齐附楚，随之入秦。
彭越的情况与田荣虽不甚类，但其在反秦战事中观望气象甚浓，当属作战不力之类。早在陈胜起义前，彭越就已落草为寇，过亡命生活。陈胜首倡的反秦风暴席卷天下达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彭越还不急于起事。对于部属的起事要求，他均以“稍待之”为辞，不予接纳。起兵之后，彭越也只是以扩张势力为意，并没有积极参与对秦决战行动。在刘邦西进过程中，彭越曾在半途助过一臂之力。待刘邦更向西行，彭越便游离在一旁，未再有所作为。齐国和彭越的事例或可反映出当时楚以外反秦武装的行为趋向，不难想见，他们在亡秦之事上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了。
通观历史记载，则不难发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有一条相互相像的行为轨迹：由于某种机缘，他们有了一定的势力及地盘，随之便怠慢于原先从事的反秦大业，谋求划地为王；然后将全部或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小天下的经营之中。历史记载中反复出现的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讨价还价等与反秦大业甚不和谐的种种行径，皆源于此。比较起来，楚国武装的项羽、刘邦以及其前的陈胜部周文、宋留等人都有过极为类似的机会，可也都没有搞成个人的小天地。试以刘、项二人拆解，刘邦西进时收复了旧魏、旧韩的大片河山，军中人才济济，比起赵、燕、齐等国，其条件更胜一筹；项羽救赵之时，远离本土，又掌握了楚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救赵获胜后，其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如果刘、项要搞割据，也是极其方便的事。但他俩谁也没有这样做，仍然是一心一意、全力亡秦。这在割据**泛滥，短视行为横行的当时，刘项二人没有自行称尊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楚人特有的强烈的亡秦信念在起作用。
总而言之，在这场天下云从的亡秦大业中，参与其事者也必然有出力大小之不同。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楚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如果要对为之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出应有评价的话，可以断言，不会有其它人能与陈、刘、项三人相并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谶言已不再是一个精辟的预见，它既是对这段历史的凝炼概括，也为后人准确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最简洁明白的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