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不在意她呢！我用英文对父亲说。假如不是我顾及大体，不想让半法国鬼子、美国鬼子、德国鬼子、日本鬼子、种种的鬼子们看笑话，我拉开阵势和父亲争吵。在别人的国土上长大的人常用这一点给自己提精神鼓劲：绝不让鬼佬们看笑话。
父亲说假如我不好意思跟老板辞职的话，由他去说。这是他在逼我。老板就在一米以外，父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砸了我貌似独立自主的饭碗。
求求你，爸爸。我用中文说。我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更喜欢说中文的我，那个我带着我故去的母亲最初教我的中文口吻，那种大人跟孩子说话特有娃娃腔。后来我学了英文，不管怎样，背后都有了一个说英文的庞大主流社会，人就变得老三老四。而讲一口娃娃腔中文的我，让父亲觉得一个不可视的私密空间，那里面只有母亲、他、我。
为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弹琴。
你没有回答爸爸为什么呀。父亲个子大，是客家人里少有的大个头。但他这时跟我说话是用不着佝身歪头，仿佛哄劝的对象十分弱小。他把身体摆出这个角度完全出于习惯。正如他和我最亲的时候，就称自己为“爸爸”，“你没有回答爸爸呀”，‘你听爸爸说”，“不是爸爸批评你”。
我必须在这里工作。因为我必须等一个人。我一吐为快地告诉父亲。
父亲问：等谁？
我说：等一个在这里遇到的人。
父亲明白了。什么肉麻的浪漫故事，居然也发生在他女儿身上。他本来还有一句训诫，但想到自己在这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就不说了，慢慢走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回到钢琴前面，凭记忆弹了一支中国的沪剧小调，居然没惹恼谁。大概也没谁在听。一边弹我一边看父亲跟人吵架。他上前台来和我谈话时，侍应生以为客人走了，就把桌子给了四个日本人。父亲本来要和我吵的那一大架现在和别人吵去了。四个日本人见父亲对那侍应生（大概是个法国留学生）张牙舞爪，把会说的所有法语都拿了出来，赶紧嫌恶地离开了莫里埃餐馆。老板走过去，马上就站在了父亲的一边，对侍应生伸出一个瘦手指，指着厨房的方向。等我再转过头的时候，老板陪坐在父亲对面，隔着一瓶白葡萄酒。老板知道父亲这种人大有培养前途，可培养成为他的老主顾。
父亲等到我十一点下班，才和我续上四小时前中断的对话。中间他到酒吧台上用了一次电话，向他的小夫人告假。
刚才我们断在哪里？对了，断在他瞠目结舌的一刻。他听我说我在此地廉耻也不要，露着大腿弹琴是为了等一个不知去向的男人。
餐馆还有几个客人不声不响地坐着，希望醒了酒好开路。我和父亲走出餐馆，在门口，他说：你等了他多久了？
我说：没多久。
父亲说：你算了吧。
我现在有资格评论你的私人生活了吗？我装成很经打击很经伤害的样，笑嘻嘻地说：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
过去我反对他娶那个小女人，他说等你懂得这种感情的时候，再来评论我的私人生活。
他问我等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很难说。我耸耸肩。看好莱坞电影看坏了，学到一系列程式化形体语言和面部表白，包括我现在微笑着的伤感。好莱坞流行的表情有那么几种尤其典型：微笑着残忍、调侃着抒情、争执着浪漫等等。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父亲哼哼着说。连他在哪里做事，做什么事都不知道。要不你就找到他公司去了。
他不做事。正在找事做。我说。
父亲不做声。他在某些方面跟我开洗衣坊的亲戚们差不多，假如我的某个表姐和唐人街蔬菜铺或杂货铺的男孩儿来往过密，我的伯母们会说：找了那么个穷鬼！
只要父亲再逼问我一句，我就告诉他，我找了个穷鬼，并且是个无国籍寄居此地的穷鬼。
父亲很明智，一直不安地沉默着，什么也没再问。他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回家，自己在餐馆门口等他的司机开车来接他。他在此留了心眼：假如司机看见我，小夫人就会知道我没出息到了做餐馆琴手的地步，也会知道他和他女儿在外面接头。我也不愿那小女人知道这些，把事情看得不三不四。父亲在黄包车走出去十多米还跟在车后，满脸自责：他不能在这样混乱凶险的大上海把女儿护送到家。何况是个正在饱尝恋爱苦涩的女儿。
就在那一瞬，一个可怕的念头向他袭来。他突然停住了，一只手紧拉住车帮：他是不是犹太难民？
我差不多能看到他下面那句话：我真是白养了你！假如知道你在二十岁的豆蔻年华去和一个没钱没国没家的难民厮混，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培养你跳芭蕾、弹钢琴、骑马？何必挥舞戒尺左一声“为你好”右一声“为你好”地做你的死敌？……
为了他这一夜能睡个好觉，我说：爸爸，放心，我不是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