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
彼得尽量把事情讲出头绪，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他总是插嘴：妹妹没受伤害吧？……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妹妹没有嘴硬吧？……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兽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干出兽性使然的事。他们在南京遍地**，谁都知道。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他加了一句：在日本人眼里，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这是很挑剔的一眼，盯得彼得口吃起来：我想……越晚越可怕……应该能够打听到的。
打听得到什么？我父亲没好气地说。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当时时间是夜里十一点，夜上海蓬蓬勃勃，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就是不去自己卧室。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不断打给他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一九四○年六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情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
我没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