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扬扬下巴，意思是叫董丹跟着她。出了办公室。她说她有一个绝佳的新点子。她自己先去那个餐馆，与此同时董丹去把那些建筑民工组织起来，带到餐馆。如果不能全弄来，找几个代表也成。要告诉那些工人，他们的老板现在正在聘新的工人，这是他们讨回拖欠工资最后的机会。她会在餐桌上假装对吴总进行采访，直到董丹把工人找来，集中到餐馆门口。在用过了昂贵的午餐后，李总编和吴总接下来可以享受一场小小的示威抗议。
满心兴奋的高兴迈着舞步穿过走廊，往电梯走去。
董丹刚下出租车便听到音乐声，是从工地电线杆上挂着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一首喜气洋洋的民歌。电梯出了故障，所以董丹得一路爬到二十八楼。好在每一层楼都建得很低，只需要十二阶就能够爬一层。吴总把屋顶建得比法定高度要低，那些劳动人民房主站在这样低矮的屋顶下，会觉得自己像是顶天立地的巨人。董丹记得对他这个阶级的人曾有过这样的比喻。他循着笑闹声的出处而去，看到一群工人正在睡铺上赌钱。没有门的厨房里传出了阵阵炖羊肉的香味。
“你找谁？”其中一个工人问道。董丹认出来他就那一群民工的领袖。“嘿！”董丹招呼道。
“是你呀！”民工领袖满脸微笑站了起来，“大记者。”
“怎么样？”董丹问。他身上穿着皮夹克，让他觉得很别扭。
“凑合。”民工领袖伸手进口袋里掏香烟。
董丹比了个手势表示他不抽烟。
“我看见你们现在伙食不错。”董丹嗅了嗅，笑了起来。
“老板前天送来一卡车的羊肉，还有一些钱。”
“拖欠你们的工钱，他都付了？”
“没有全付清，先付了两个月的工资。可是他说只要我们完成整个工程，他立刻会把其余的付给我们。”
老板送来羊肉和两个月的工资表示抱歉，希望大伙儿原谅他。他没有准时付他们钱是因为他在财务上出了点小小的麻烦，银行把他的贷款给取消了。当他听到这些民工没钱寄回家给老娘、媳妇儿、孩子时，他心痛不已。他答应一定会尽全力解决现在的财务困难，只要他们能原谅他，再多给他一些时间。没有他们的体谅，他只好宣布破产，这样一来，他就永远没办法付他们工钱了。这些工人们如果要自救，唯一的方法就是完成这个工程。等到他把房子卖出去，就会有钱来付他们了。待会儿傍晚会有一顿烧羊肉和红薯烧酒的会餐，象征雇主与员工的同心协力。
“他说的你相信？”董丹问道。
“没别的办法。”民工领袖说道。
董丹从口袋里拍出那一本《消费者周刊》，对方吃力地慢慢读着。
“他的口气好像他是世界最有钱的人，他说要在北京专为低收入户盖十个小区。”董丹说。“现在他正邀了周刊的总编在吃中饭，光这顿饭就值你们两年工钱。”
原本在赌钱的那些工人开始纷纷交头接耳问发生了什么事。董丹把报纸拿给他们传阅。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民工领袖问道。
“我可以带你们去那家餐厅。”董丹说，“当面问他哪个是真的：报纸上说的，还是他告诉你们的？”
“我们都去？”有一个民工问。
“那不成暴动了？警察会把我们关起来的。”
住在别的地方的民工这时也来了。他们把窗子、门口都堵得满满的。
“如果没超过二十个人示威，警察不会管的。”董丹说，“你就挑二十个人做代表。”
“我可不做什么代表。”一个中年民工说着，朝后退了—步。
“你们谁想做代表？”民工领袖问大家。
没人回答。
“别看我，我不是代表。”一个年轻民工说。
“我们跑去老板一定很生气，干脆就不付钱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民工说。
“如果他说是我们撕毁协议，不给钱了，那怎么办？”
“那就找一个律师，上法院解决。”董丹说。
“找律师？那得花多少钱啊？”
“多了去了。”其中一个人说，“我有个亲戚就是打官司打穷了。”
“你们要找律师可别把我算进去，我连孩子的学费都缴不出来！”
“让别人把老板送上法院。我的钱还要留着当回家的旅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