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丹和小梅坐在警车后座上，开往警察局。半路上董丹的手机响了，是陈洋打来的，气喘吁吁地叫喊着他屋子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董丹还来不及说些什么，那个便衣警察告诉他不允许接电话。董丹把这话转述给老艺术家。
“他是谁？”陈洋问，“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
“陈洋想跟你说话。”董丹说道，把手机交给了正在开车的卧底警察。
“把电话挂了……”他说得很大声，为了让电话那头的人听见。
“他是什么人？”老艺术家喊着。
“是警察。”董丹说。
便衣警察一把从董丹手上抢过了手机。
“现在不能跟他说话！”警察对着陈洋大吼。
“你敢这么粗鲁？！你知道我是——”老艺术家说道。他尖锐的声音，董丹都听见了。
那警察把手机关了，扔进自己的口袋。
“老实点，啊。坐上了这辆车，就算进去了。”他说。“进去”是对监狱的一种暗语，就像是“走了”表示过世，“方便”表示排泄。
对方说话的时候，小梅一直从后视镜里偷看那便衣警察的脸孔。现在是董丹出场担任主角的时候，所以她已经退居一旁，恢复她一向淡然的神色，静观事情的发展。她满心崇拜地望着两个鼻孔喷出冷笑、不屈服的董丹。董丹叹了口气，又低声笑着，想让那警察看见，对这整件事情的荒谬，他已经惊讶得无话可说。
分局位于二环路。即使一路警笛作响，穿过拥挤混乱的交通到达那里还是花了一个小时。走进拘留室时，董丹问警察，能不能给画家陈洋打个电话。不行。老画家又老又病，现在一人独居，说不定刚才的电话是从急诊室打来的呢。行个好吧？不行。能不能替他打个电话呢？也不行，他既不会让他自己打电话，也不会替他打电话。帮个忙吧？不行。如果警察跟你说“不”，那就是“不”，这个“不”这么难懂？！
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一边读着卷宗，一边匆匆走过他们身边。
“喂，你听过陈洋没有？”那个便衣警察问道。
穿制服的警察抬起头来。
“噢，陆警官。”穿制服的警察跟便衣打了招呼。
“是个画家。”便衣警察说道，转向董丹，“是不是？”
“是的。”董丹回答，“也做雕塑。”
“你们讲的是那位大师陈洋吗？”穿制服的警官问道。
“就是他。”董丹道。他激动了起来，眼珠子在两个警察之间转来转去。他恨自己竟会如此可怜巴巴地充满希望。但是他不能控制。
“他总是叫我老乡呢！”董丹又说。
那位叫陆警官的便衣看了董丹一眼，让他别那么得意。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做些一无所用的东西，把它们称作是艺术的家伙罢了。
他们把董丹押进了走廊中间的一个房间，小梅则被押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屋里。陆警官吩咐将门锁上，他并没有说他会不会打电话给陈洋，但董丹觉得他会的，就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也会打的。
天色渐渐暗了，楼梯上来来去去有脚步声，夹杂着笑声与打诨。警察们要下班了。董丹和小梅已经被关进来近三个小时。有好几次，董丹心里出现走到门边求救的冲动：请哪位去看看我媳妇儿需不需要上洗手间，或者口渴不渴。
走廊上偶尔会有脚步声经过。它们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响起的回音，听上去有些瘆人，如同在一部悬念电影里。董丹屏住气，支棱着耳朵，直到回音慢慢消失。他心中划过一阵恐惧：他居然已经能分辨出这些脚步声的不同了。做个犯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本能，分辨脚步声：听出一些是和善的，另一些是粗暴的，是来带人去审讯，或秘密转移；或者带你去某个地下刑场，在那儿把你给毙了。有的脚步声带来吃的喝的，或者臭骂，或者安慰，比如说老婆或父母的来信。对于自己这么快已经学习听脚步声，令他感到可怕——他已经可以分辨什么脚步声跟他有关，什么无关。晚上十点十五分左右，他又听见脚步声上了楼梯，带着稳健而又威严的节奏，回声响在空旷的楼里，一圈圈声波扩散，就像在梦里。董丹知道那是某个警官，穿着黑色胶底皮鞋带来了对他和小梅的处治。
门开了。陆警官一身制服，带着两页纸走了进来。
“你给陈洋打电话了吗？”董丹问道。
“什么？”陆警官似乎想不起来他去了这么久干了什么。
“你给陈洋打电话了，对吧？”董丹问。
“哦，没有。”
“你没打？”
“在这儿签个字，我们都可以回家了。”陆警官把纸放在了桌上。
压抑住惊喜，董丹慢吞吞地走到桌旁，拿起了笔。他很快地瞄了那简单的表格一眼。那是一份私人财务的验收单，上面的意思是说，刚刚没收的东西你已经检查过了，每一项都已经归还给你。董丹签了自己的名字。
看见小梅的时候，她样子消沉，垂着肩膀，低着头，似乎刚刚过去的沉默时间耗掉了她所有的能量。她穿过无生命的长廊向他走来。廊上灯光惨白得近乎带一点紫。小梅朝他笑笑。她的微笑，她的脸庞，还有她的肌肤都被那光线给漂白了。她的人生空白不需要这样的遭遇来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