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我实在坐不住了，因为病毒的数量全部增加了三到五倍之多！很多患者已经又开始出现发病症状，脾气暴躁、无故摔东西、打人毁物，行为极其反常。我立刻将结果上报专家组和卫生局，并开会研究。渡边军医表示不用担心，这也是正常现象。在我们强烈要求下，他给远在日本的松下博士和藤田教授打电话，对方却说他们非常忙，不允许任何人找他。
韩局和陈主任商量后，命令中日友好医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只要是在医院内，必须24小时穿着防护服，绝对不许脱下。
晚上回到宿舍，我仔仔细细地把整个事情梳理了一遍。黄玲艳从南美带回病毒，把另外三个人都感染了，只有我没事。如果说我下山后她体内的病毒才开始发作，那也太巧了吧？虽然我业余编故事写小说，但这么碰巧的事我不相信。
五顶山探险、发病住院、莫名死亡、蛛网式传染、日本专家参与、病情控制、日本人回国、病情复发……
我总是觉得，在这些事情中，似乎有个无形的链条将它们串成了一条线，而这条线的起源到底是什么？虽然找不出答案，但我总怀疑和日本专家有些关系。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
抬腕看看表，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四十分。中日友好医院24小时不休息，毕竟还有三百多名患者在住院，因此随时都有几十名医护人员上夜班。我考虑片刻，起身穿好衣服出了宿舍来到医院。
大门紧闭，我掏出专家组的磁卡刷门，却发出“嘟”的错误音。怎么回事？打手机给陈主任，他刚好今天值班，从五楼下来给我开门。我问道：“我的磁卡坏了吗？”
“不是卡的事，上午渡边军医说，为了安全起见，从今天起，晚上8点之后医院大门将会被锁定，晚上想进来，必须先经过他的同意。刚才我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来给你开门了。”穿着防护服的陈主任回答。
我暗想，这家伙还真**，晚上医院锁什么门？于是我假装随口问道：“哦，是这样啊，那渡边军医在哪里？”
陈主任说：“晚上十点以后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基本很少出来，那个办公室在地下一层，手机经常是没信号的。”
“哦，我去看看他，敲门总能听到吧？”我笑着说。陈主任也没阻拦，让我先到旁边的更衣室换上防护服再进去。他要查房，就先自己走了。换完衣服后我左右看看没人，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乘电梯下到地下一层。
中日友好医院是按照a级国际化医疗机构规划和修建的，各项设施相当完备，当然，很多配件都是日本货——电梯是日立的，x光机是三洋的，核磁共振机是日本电子的，血压计是欧姆龙的，就连注射针头都是泰尔茂的。
地下一层是设备中心、血库、金库、**库、细菌培养室等重要部门所在地。我知道渡边军医的办公室在哪里，出了电梯向右转有一道自动感应门，进门后再左转，走到走廊的尽头再折向右，左首第三个房间就是了。
这里的房间门都是涂着白漆的防盗钢制门，非常结实。我抬头看到门上用红色油漆写着“第四办公区”的汉日双语字样，就知道是渡边的办公室了。我抬手刚要敲门，却听到门里传来“咕咚”一声巨响，好像液化气罐倒在地上似的。
我吓了一跳，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从里面又隐隐传来呼喝之声。我暗想，渡边军医在里面练摔跤呢还是打沙袋呢？忽然声音又没了，我努力细听，可这防盗铁门的隔音效果实在太好，刚才的声音很重很响，外面才能够听到，现在却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我怕渡边军医碰巧开门出来，我又听不到他的脚步声，被发现偷听就不好了，于是我赶紧抽身往回走。我刚拐过去，就听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从位置判断，应该就是渡边军医的办公室。
还真险！旁边有个存放医疗垃圾的小仓房，两扇弹簧门也半掩着，里面很黑，正好适合躲避。我也没时间犹豫，赶紧闪身进去，弯腰躲在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