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火车很多都电气化了，很快就能到那里。”保释官又加了一句。利玛斯说那倒不错。然后他们把纸袋给他，他就离开了监狱。他先乘了一段公共汽车，接着开始步行。他口袋里还有一些小钱，他想先去吃顿像样的晚饭。他走过几家公园，穿过几个广场，找到一家大点的饭馆，进去点了份六先令的牛排。
那天的伦敦很美，正是晚春时节，公园里盛开着番红花和黄水仙。南边吹来清新的空气，让他愿意在路上逛一整天。可他还带着那个一定要扔掉的口袋。问题是垃圾桶的入口太小，他很荒唐地想把纸袋塞进垃圾桶，可没塞进去。他想到还是要留几件东西，就是那些皱巴巴的纸头，放在一个邮局的牛皮纸信封里—保险卡、驾照和他的E.93。可是他突然又不想费这个事了。于是在小路边的长凳上坐下，把纸袋放在一边。接着人移开，离纸袋更远一点。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往回走，把纸袋留在了长凳上。他没走多远听到后面有人在喊什么。他转身，转得有点急，看到一个穿军用风衣的男人在叫他，手里举着那个棕色的纸袋。
利玛斯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没有往回走，只是扭头看着那个穿风衣的男人。那人犹豫了一下，很显然是等着利玛斯回去拿，至少对他手上的东西有些反应。可利玛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反而耸了耸肩，继续往前走。他又听到那人喊了一声，他没有理睬，但知道那人追了上来。他听到了那人在石子路上小跑的脚步声，很快又一个声音响起，有点气喘，有点气恼。
“喂，你，说你呢。”男人赶到的时候，利玛斯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
“什么事？”
“这是你的
纸袋没错吧？你忘在那边位子上了。刚才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那人是个大个子，一头棕色的卷发，穿着淡绿色的衬衫，打着橙色的领带。利玛斯估摸这个人脾气急，有点娘娘腔，像是个学校校长，或是改行经营底层戏剧俱乐部的老师，眼光不锐利。
“你可以把它放回去，”利玛斯说，“那东西我不要了。”
那人火气大了起来。
“你不能把它放在那里，”他说，“你这是乱扔垃圾的行为。”
“我愿意，怎么啦？”利玛斯反驳说，“说不定有人还觉得那东西有用呢。”他想继续往前走，那人站在前面挡住他，双手捧着纸袋，像抱孩子一样。“别挡路，”利玛斯说，“让开行吗？”
“你看，”那个陌生人提高了声调说，“我刚才是好心帮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客气？”
“如果你热心帮我，”利玛斯说，“你又何必跟在我后面跟了半小时？”
利玛斯想，这个人算有点本事了。还没退缩，不过心里肯定有些发抖了。
“我是看你像我在柏林认识的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
“所以你就跟踪我半小时？”
利玛斯语调里的讽刺意味很浓，他那棕色的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的脸。
“哪有半小时，我就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你，以为你是阿历克·利玛斯，我曾向那个人借过一些钱。我以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柏林站工作，那时候向他借了一点钱。我有良心，一直记着要还钱，所以才跟过来看看你，就想证实一下。”
利玛斯仍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觉得对方事情做得不算很漂亮，不过也还过得去。对方编的故事不太可信，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他在利玛斯不配合的情况下，能演完这场戏就行。
“我是利玛斯，”他最后说，“你到底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