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两口子惺惺作态的样子，沈博士不禁觉得好笑。
何旋开始正襟危坐有板有眼地讲起来：“这个编码解码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来的概念，传播学鼻祖施拉姆也采用了这一理论，他把传播过程分解为八个要素，其中就包括编码者和解码者，其中编码者负责将讯息译制成可用于传输或表达的形式，比如声音、电子信号等。而解码者与编码者作用相反，负责将编译过的符号还原为接收者能够理解的讯息存在形式。这个编码者，一般来说，指的就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比如说，你老师我。”
“那这个主导性话语结构和职业话语结构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老师我教不了你了，还是问沈博士吧。”
“不敢不敢，我也就是掉掉书袋。”
“哎呀沈博士，你就别谦虚了。”
“是啊，这个对破案可能会很有帮助呢。”
“好，”沈博士说道，“那我先问你们，新闻真实吗？”
何旋说道：“有真的，也有假的。”
“呵呵，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新闻的定义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可是，我们报道出来的事实，都是文字或者图像描述的事实，也就是说，受众最终看到的只是符号。每一个新闻事件都是被符号承载着，而符号会以遮蔽事件的方式给事件以意义。霍尔认为，编码是由媒介制度、媒介知识包括生产程序、职业观念、文化背景、媒介定位、受众期待等建构起来的。因此，在大众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话语中的意义不是完全通过话语一对一地再现‘真实’，对于解码者而言，他通过媒介所接受的永远是被言说的事件。”
苏镜点点头说道：“这个可以理解，因为版面的关系嘛，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报道。”
“是，这个也有点类似传播学里的把门人理论，”沈博士说道，“那什么因素会影响编码者做出选择呢？来看这个图，就是主导性话语结构和职业话语结构。先说主导性话语结构。社会生活领域的划分实际上也是不同话语领域的划分，在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件只有被选中进入话语领域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尽管媒介从它的生产逻辑看，应该是组织各种意义进入其领域，但是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和商业性，往往使它在取舍时有轻重缓急之分，体现其利益的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要求的意义总是在优先考虑之列。这种被优先考虑的意义在编码过程中支配其他意义，或者让其他意义服从于它。这就是主导性话语结构。”
何旋说道：“这就是话语霸权喽。”
“对。”
苏镜说道：“《顺宁都市报》总编皮华明，还有你们栏目制片人樊玉群，应该就是因为这个‘主导性话语结构’被杀的吧？”
何旋不屑地瞪了一眼，说道：“没有广告就没有工资，你养我呀？”
沈博士继续说道：“记者面对的各种信息已经是被‘主导性话语结构’选中的信息，然后记者再从这些信息中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信息，这时候选择的标准就是要符合职业对信息符号的要求，即进入‘职业话语结构’中。信息变成职业性符号是对原符号的转换，但是，它没有逃离‘主导性话语结构’的控制，只是从职业传播的需要上对体现主导性话语霸权的信息进行的转换。这种转换只是对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意义的一种再生产，并没有新的意义出现。”
何旋叹口气说道：“姚琐涵和刘宁大概属于这个层面了。”
沈博士说道：“其实，这只是理论分析中会分这么细，在实际操作中，二者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共同作用的，但是不管怎样，最后都会归结到编码者这里。”
苏镜接口道：“因为观众喜欢看冲突激烈的场面，所以姚琐涵诱导银行行长说出‘我就是法律’的话，樊玉群逼迫警察骂人发飙，刘宁则干脆只选择容易引发反响的话题。这就是职业话语结构的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