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她还是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妈家的旧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老槐树的影子被月光投在窗帘上，风一吹就晃晃悠悠的。我想起小时候，我哥在这棵树下给我搭秋千，找了一块木板两根麻绳，系在最低的那根枝上。我坐上去，他在后面推，推得老高，我吓得直叫。他就在后面笑，笑声大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那个推秋千的少年，和坐在客厅里说“早拿晚拿有什么区别”的男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妈已经在厨房里熬粥了。她起得早，几十年如一日。我走进厨房，闻见熟悉的米粥香，恍惚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背书包上学的小姑娘。
“阿颖，今天不上班？”
“周六，休息。”
“那吃完饭陪我出去走走吧。”
吃完饭，我妈换了件干净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带我走到镇上那条老街，街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我妈走得不快，我挽着她的胳膊，慢慢往前走。
走到街角那家律师事务所门口，她停住了。
我愣了一下。
“妈？”
“你等我一下。”她松开我的手，推门走了进去。
我站在门口，秋天的风从街头灌进来，吹得我头发糊了一脸。我看着那扇玻璃门，看着我妈瘦小的背影站在前台那里，跟里面的人说着什么。她的背挺得很直，那是一种我很少在她身上看到的姿态。
大约十几分钟后，她出来了。
手里拿着几张纸。
我接过来一看，是法律咨询记录，还有一份什么协议的草稿。
我还没开口，我妈就说：“阿颖，妈想了很久。妈这一辈子，什么都忍了。你爸活着的时候，我听他的。你爸走了，我想听自己的。”
她的声音不大，却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哥拿走的东西，我不要了。但我名下的东西，我不会给他。一分都不给。”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角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看着她鬓边花白的头发，看着这个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
她的眼睛是干的。
没有泪，没有红眼圈，什么都没有。可就是这种平静，让我觉得比任何歇斯底里的哭喊都更有力量。
“那妈想怎么办？”我问。
“我名下的老房子、县城那套房子、还有我自己的存款，我要捐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捐了？”
“捐给镇上养老院。”她说，“你爸走之前在那住了半个月，那的条件太差了。院长老周跟我提过好几回，说经费紧张，冬天暖气烧不热。你爸怕冷，那半个月他老是缩在被子里，也不跟我说。”
我妈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家常事。
“我想把那栋老房子卖了，加上存款，一起捐给养老院。县城那套房子，留给你。”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妈，那是您一辈子的——”
“妈知道。”她打断我，“就是因为是一辈子的，所以妈想自己做主。”
那天往回走的路上，梧桐叶在我们脚下沙沙作响。我妈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碎金子。
我忽然想起来，我妈年轻时候也是读过书的。她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算是有文化了。她会写信，字写得很漂亮。我爸追她那会儿，她给他写过信，一封一封叠成燕子形状。后来嫁进田家，生了孩子，那些信就被压在了箱底。再后来搬家，弄丢了。
她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些。
是我爸活着的时候，有一回喝醉了酒，拿出来当笑话讲。他说你妈年轻时文绉绉的，给咱写情书，还叠成燕子，你说好不好笑？我当时也笑了，觉得那个画面跟眼前这个围着灶台转的女人怎么也对不上。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燕子形状的信，大概是我妈这辈子最属于自己的东西。
从镇上回来没几天，消息就传出去了。
最先炸的是我嫂子周敏。
她跑到我妈家，在院子里就喊起来：“妈，您是不是疯了？老房子捐了？您想过我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