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陈文强却有自己的说法和先决条件,那就是北洋第一军的官兵应让开京汉铁路,分别转至河南洛阳和江苏阜阳驻扎,成为河南、江苏的卫戍部队;北洋第二军的两镇则分别划归北京军区和山东军区,也指定了驻地;北京的曹琨一个镇,则要分兵两半,一半入东北,一半进山西。
很简单而明显的分而治之,北洋军将被分别安置,难以再抱成团,中原和京畿地区则将进入大批革命军,控制局势。
对这样的调动,北洋将领们是不满且失望的。他们纷纷向袁世凯发电,要袁世凯态度强硬一些,否则不惜与革命军战斗到底。
落差比较大啊!北洋军曾经势倾一时,狂妄而自大;现在呢,则被东调西调,似乎完全不被人家看在眼里。
但陈文强对此却不作出任何让步,并在媒体上发声,严厉指出不服从临时政府号令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战力再强也不会被接纳,并用民脂民膏供养,等待他们的除了剿灭便是解散。如果听从号令,则他可代表临时政府作出承诺,绝无解散之计划,北洋军将划归国防军,待遇与全国各军一致。
这样一来,北洋军中的军官和士兵便产生了对立,军官想借兵要挟,士兵则并不希望走到最后一步,而北洋军官向士兵的解释又得不到信服,群情汹汹,竟有兵变之势。
本来兵变可以作为要挟上级的手段,且袁世凯也用过,但他却知道此时绝对不行。
袁世凯知道临时政府之所以委他国防部长的要职,就是因为他对北洋军的掌控。如果发生兵变,不仅使他的威望在国人心中大打折扣,也意味着他对北洋军失去控制,那他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袁世凯一面频发电报,软硬兼施地要北洋军将领服从大局,不可轻举妄动;一面调回段祺瑞,命令他前往各部督促服从。
但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兵变竟然是在北京爆发,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这沉重的打击。竟然是他的儿子袁克定策划指使,实在是坑爹之至。
据时报所载:晚八时,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军饷未发,遂尔哗溃。又闻枪声甚急,火光再起,变兵大肆抢掠。以东四牌楼一带为……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枪声渐少……
北洋陆军第三镇以索饷为名发动兵变,结果是商民遭抢劫者千余家,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亦遭劫掠,损失惨重。
到了第二天早上,蒙在鼓里的袁世凯见到儿子袁克定。连连叹息:“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却没想到。袁克定正是坑爹的罪魁祸首,而袁克定心里还暗自得意,觉得此举必可抬高乃父身价,并能要挟临时政府,争得更好的条件。
但事实无情地给了袁克定接连的打击,北京兵变不仅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倒给袁世凯惹来了更大、更多的麻烦。
各家报纸陆续刊登有关消息,国内的大陆报称“袁世凯之威望因此顿失”;时报指出“兵变蔓延,袁世凯之咎无可辞矣”;莫理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写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也参加了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希望。但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京城气氛也非常紧张。顺天时报曾描述道:“今日寄寓京师之官绅商民,虽饮食起居间,无不抱有恐慌不安之念,是身在京邸中,而心在惶惧中也。试与商贾谈市面情况,皆以金融滞塞,商业萧条,大有联袂歇业之势。试与官吏论官场近状,群谓大局危急,眷属先徙,大有朝堂一空之势。”
清帝逊位前后,因担心禁卫军反对,致起暴动,袁世凯特调第三镇军到京维持秩序,“然自该镇军到京,一次与禁卫军冲突,二次与毅军私斗,三次打毁戏园,以致京师人心,一慑于炸弹之倏发,二恐满军之反对,其胆小者又相率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