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革命成功，新政府开始执政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八十六旗、内蒙古四十九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一九一零年八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展开了斗争。
一九一一年初，内蒙古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公开响应外蒙，宣布独立，并且组织队伍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乌泰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各寺庙喇嘛奉经念佛，散布种种谣言，蛊惑群众。同时，库伦政府支援乌泰俄国“别列达”枪1200杆，子弹50万发。另有外蒙军四、五十人也秘密前来，帮助乌泰。
但是，妥协和退让，并不是新政府的本质，乌泰显然是估错了形势。只要他们赞助共和。维护统一，政府可以暂且不动。但全力确保内蒙，向外蒙进行威慑和渗透，是新政府的既定方针。武装叛乱既然已经出现，就断没有再姑息迁就的道理。否则，难免会有人跟着闹腾。使得蒙古局势更加混乱。
由总统任主席，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国安部总长为委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三省亦无宁日，现经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由你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并驻兵内蒙，以慑库伦。”
几乎与共和国政府发出命令的同时，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通知驻库伦领事廓索维慈。俄国政府将召开大臣会议对蒙古事件进行讨论。他说
喀尔喀内部形势本身并无损于我国的切身利益，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国在华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必须加以利用。”
“喀尔喀的目前运动及蒙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使我们有理由向北京政府指出，在与我国交界的蒙古发生扰乱不能不使帝国政府感到忧虑，并迫使我们在边境上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势必导致蒙人中反华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打下同北京政府谈判蒙古问题，并影响北京政府的对蒙政策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外蒙的独立和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政府的软弱。还有民国政府被沙俄的虚声恫吓所吓阻。其实，沙俄并没有做好武装侵略，吞并外蒙的军事准备。当然，那个时候国内形势不稳，没有多余的力量震慑独立分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共和国政府抢先发难，不仅要以兵剿灭，还断然拒绝了俄使廓索维慈要求谈判的照会。
外交部长陆征祥禀持政府的旨意，态度很强硬，他指斥俄国此举无异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要在媒体上公开俄使的照会，让中国人民
判断俄国的用意。你吓唬我，我还要吓唬你呢！外蒙古再
样，也不会比历史上差，等到十月革命一爆发，吃多少就要给我吐多少，还要算上利息。
同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姚雨平接到电令后，在奉天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款二十万，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吴俊升部，驰援洮南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