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同盟会，调子就越唱越高，叫嚣着大举北伐，犁庭扫穴，以建全功。他们没有看到，或是假装没看到南方光复各省的乱象，临时政府拼尽全力所作的工作（赈灾，编练新军，遣散民军，剿匪缉盗，维护治安等等），财政紧张等等状况。
革命到底的调子喊得高，同盟会却鲜有能帮助临时政府的地方。尽管这些激进而盲目的口号并不是从北辰嘴中说出的，但他的默许态度却还是暴露了心理活动。
同盟会这种独行其事的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是激起了本来就与它矛盾很深的革命团体的反感。比如光复会，陶成章和章太炎便写文批评，要同盟会与临时政府保持一致，哪怕是暂时的，北方的袁世凯才是目前最主要的对手。
宋复华也发表了文章，声称要使这次南北和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一个先例，并应该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人们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而在清帝宣布逊位后，宋复华还刊文赞扬了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识大体、恤民情的明智之举，并重申了善待旗人的政策。
而到了现在，和谈不仅仅是复兴会所倡导、主持，还得到了联合阵线中大多数团体的支持，以及宪政派的赞同。迅速恢复国家稳定，转入和平建设。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宪政党人虽说是党人，但他们似乎是松散的志同者，他们的理想是推进宪政，而在实践中则更注重和实力派的革命党、袁系合作。不仅是宪政党人，还有很多革命团体也期望着和平，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就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意思是，既然革命成功了，那么那些革命党就该取消了，否则就会成为利益集团。
和谈是大方针，但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职，当然会有很多的非议。袁世凯本身是一个没有接受民主思想的封建官僚，他能够适应在民主体制下对他的权力的束缚吗？这或许是人们共同的疑问。
好制度和好皇帝，二者不能兼而有之时。复兴会联络、沟通了多数党派，退而选择前者。
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确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宪政作为艰难而长期的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对于共和国来说却是必要的，即使有残缺的宪政，也比**裸的废弃要好。
陈文强不知道袁世凯是否能够遵循共和，或者说是始终能够遵循。但他相信制衡的力量。妥协是肯定的，但革命党联合立宪党。力量要能控制袁世凯的野心，使袁世凯始终处在制度的羁绊下。
………
最后的和谈，是两位高层直接的面对面。时隔多年，陈文强与袁世凯在天津英美租界再次见面了。
大头，陈文强一眼便看到了醒目的标志，满脸笑容地加快了脚步。
“袁先生。劳你久候了，真是抱歉。”陈文强抢先伸出了手，笑着说道。
“文强舟车劳顿，为和谈如此奔波辛劳，袁某迎候是应当的。应当的。”袁世凯堆起笑容回答道。
“推翻满清，袁先生功不可没。”陈文强很客气地说道：“而且，袁先生的经验和阅历，正可为陈某等年轻人提供有益之指导和帮助。”
袁世凯晃着肥大的脑袋，苦笑道：“我已经六十岁了，满身是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看着你们大展拳脚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看这话要颠倒过来说才对，陈文强腹诽着，不过脸上还要挂着真诚的笑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袁先生身体壮实，正是为国效力之时，岂能功成身退？”陈文强松开了手，将目光转向袁世凯身后的几个人。
袁世凯急忙给他作介绍，杨士琦，胡惟德，赵秉钧
嗯，这家伙是赵秉钧？陈文强不由得停了下来，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
“……智庵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袁世凯没有留意陈文强的举动，继续介绍道：“此次鼓动天津巡警参加革命，于稳定天津局势功不可没。又率五百巡警赶赴京师，协助维持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