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动，到结束，两天两夜的战斗，北洋第五镇被全歼，桂林光复，宣告着南方再没有能构成威胁的成建制敌军。
此次作战的意义不仅仅是消灭了一个镇的敌人，还验证了飞艇轰炸的效果，更主要的是解放出了上万人马能够北上迎战。
第八镇由永州、衡阳赶赴武昌；滇西军区的革命军接管昆明，全部控制云南；蔡锷率混成协入川，稳定四川形势，并接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第六混成协、第九混成协南下钦州，将乘船北上，加入济南军区作战序列。
以和谈作烟幕，作军事解决的布署，这倒不全是真实意图，只能说是一个准备使用的手段。说到底，是袁世凯那陈旧的思想害了第五镇，本来在和谈成功后是能够作为交换的筹码被全部放回的。但现在，却成了震慑袁世凯，以战促和的牺牲品。
就在陈文强接到秘电，得知第五镇已经被完全歼灭后，他所等的一个人也来到了天津，并与陈文强进行了秘密会面。
徐世昌，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虽然他在小站的练兵工作只有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
其后，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等到革命大发动，徐世昌借机运作，迫使清廷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
从此，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可以说，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其中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数十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的计策，更是徐世昌所出。
按理说，徐世昌有如此大功，必然会得袁世凯重用。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时却激流勇退，跑到青岛闲居。
陈文强在由上海赴天津途中，曾至青岛与德国总督进行过秘谈，顺便也拜访了徐世昌。倒不是为别的，陈文强想从这位袁世凯第一幕僚那里获得些信息，更全面地了解袁世凯的性格和心理。目的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但陈文强却知道了徐世昌的思维方式和特点。
为什么徐世昌选择了激流勇退，是因为他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在陈文强看来，徐世昌并不是淡泊名利，而是想面面俱到，比较虚伪。但两面讨好的结果却往往是适得其反，常常是两面得罪。
而在天津与袁世凯会面交谈后，陈文强发出的众多电报中，便有给青岛手下的。所谓的手下，自然是龙兴堂这个秘密组织，或者是即将更名为情报局的机构。
徐世昌当然不会愿意来天津，陈文强动用地下力量，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请不来便绑来，不肯来便威胁恐吓，陈文强相信那帮江湖兄弟的手段。
果不其然，当陈文强与徐世昌会面时，便看到了徐世昌满脸的愤懑，还有陪伴其身旁的两条大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