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铁路虽然号称商办，但因为民间资本薄弱，比如川汉、粤汉等铁路公司，还是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如强行向农民征收“租股”等，铁路公司因此而成为“二政府”。
即使在商业资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苏铁路公司，管理上股东权益旁落也是普遍现象。各铁路公司管理混乱，财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办的性质又使其逃脱了官方监察机构的监管，民营铁路公司成了这些高管们的小金库。如果收归国有，不仅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且为收购而准备的清产核资，将会令他们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于天下。
显然，陈文强是有备而来，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岂能轻易屈服，一场争斗在所难免，鹿死谁手，谁又能提前知晓？
…………..“陈文强，之前只闻其名，洋务似乎娴熟，其他倒不了解。此番前来，看似准备充分啊！”原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王先谦纠集了亲信党羽，紧急商议对策。
王先谦，对外号称著名的儒学大师，任总办之前担任着江苏学政的职务。但他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出之而后快。所以，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早已不是依赖他曾经当过江苏学政挣来的那个官级，而是利用铁路公司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第二政府。
以爱国为号召，王先谦先是鼓动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又号召湖南人民踊跃购买股份、爱国救国。而他本人却在高喊爱国口号的同时，死死捂住钱袋子，盯上了免费的“干股”“有问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为总办当坐分红利，何须入股”。
而由他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权力强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盐厘，又以公司为利薮，以公司之款。为行乐之资。而坐办总理余肇康与王先谦狼狈为奸，以至湖南之铁路公司开办至今，修路“只动三锄”。而筹集的路款，却被他们纳入私囊，“股东无账可查，湘绅无敢过问”。
现在，陈文强悍然接手，可谓是砸了这些人的饭碗，使他们不能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此人有总督大人支持，又挟巨资而来，显是不易对付。”余肇康指着报纸上的文字说道：“看看，本以为能从其借外债修铁路寻到把柄，但这外债借得，商借商还，不涉路权，利息又低。令人无从攻击啊！”
老子就是借外债修铁路了，陈文强不怕别人知道。还生怕别人不知究竟而生误会。但谁能争取到如此优惠的贷款，谁能不丧路权而举外债，何况抵押的是陈文强的工厂企业，你还能说出什么反对理由？
“最可虑者乃是他还有铁路巡警总办的头衔，还带来了数百巡警。”王先谦说到枪杆子，不禁缩了缩脖子。显是心惧不已，“依我看，暂时先不要与其正面冲突，可以长远打算。”
“但陈某人提出的条件万难接受。”金董事忿忿地说道：“只偿股金，经营已用之款如何处理？难道要我们自付吗？”
这位金董事。是在官商两界游刃有余的高手，也是铁路公司一大蛀虫。他“利用官威，以箝制股东，稍与辩论，辄架破坏商办大题，反噬挟制，凶悍险诈，无所不至。盘据把持。股东查账，又藉词票举，以图抵制”。
而金董事所谓的已用之款，一部分是正常经营，但大部分却是被这些蛀虫挥霍、挪用、贪污掉的资金。金董事的意思很明显，退让可以，但要“保存现存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要让新公司来补上亏空。
陈文强虽然有吃点亏但能顺利接手的打算，但在未盘清家底前，他却不想贸然作出决定。况且，留着这个亏空的小尾巴，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便是借机立威，震慑宵小。
如何在“公平”与“平均”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陈文强所要考虑的难点。而湖南则是鄂湘粤三省中难度最大的省份，也是三省中唯一收取租股的。一方面，湖南铁路的资本金大多数来自强征的租股；另一方面，铁路没修几里，却在所谓的经营上亏损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