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阐述自己的革命思想根源时，追溯到的是太平天国，这一点倒跟北辰一样，都拿洪、杨当人生偶像。但黄兴更进一层，认为太平天国的不幸在于“他们兄弟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攻败垂成”；说“读史至此，不觉气愤填胸，为之顿足三叹”；因此等自己革命时，“就留意于此”。黄兴所谓的“留意”，就是处处照顾老大北辰的自尊与权威，你说咋咱就咋。但认识如此，实行执行中，却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这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由长江运送武器又有何难？”黄兴争辩道：“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尚在湖湘，哥老会有十万兄弟正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前番起事失败，今番重整旗鼓，定能成功。”
“湖湘不比两广。”北辰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夫两广者，水路可通香港，陆路可走越南，边境线极长，清军防不胜防，武器可以轻易运往，即使事有不顺，起事的志士也可以安然而退……”
北辰的意见很坚决，观点也很鲜明，在两广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再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则满清统治必被推翻。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是黄兴的信条。在北辰调整了说法，先两广、再湖湘后，黄兴又一次屈从了。
而北辰的专横跋扈也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历史上宋教仁就很反感，说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而到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这种状态达到了顶峰，北辰要求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对此。他解释道：“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首倡革命不假，但你的道路就全正确，你的决定就是真理？恐怕不尽然，起码陈文强是没有这样的崇拜和盲从心理好看的小说。而在政党或团体中。霸道与财力往往起着主宰地位。陈文强在复兴会中，恰恰是二者兼有。
同盟会最后做出了决议，北辰去南洋筹饷。并在越南设立同盟会分会，在河内设置粤、滇、桂武装起义总机关，进行筹划准备；黄兴坐镇东京，继续扩大组织。维持《民报》。并派人联络湖湘豪杰，以作策应的准备。
事实上，起义地点是在两广，或是在湖湘，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有利革命，而掺杂着以后孙、黄二人革命地位的大事。若然以北辰为首，则必是放弃长江及两湖，选择在两广起事。因其兴中会旧部多为两广人士；若然以黄兴为首，则必是放弃两广。选择在长江沿岸并举，因为那里是他的地头，基础更雄厚。
但很明显的是，相比于黄兴，日本黑龙会更看好北辰。而革命起事的武器与金钱，莫不依赖于黑龙会的支持，这就构成了黄兴不得不屈服的残酷现实。
当时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怪异的混合性江湖社团，以中国人居多，但日本人也不少，除了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及末永节之外，至少还包括了素有日本法西斯灵魂之称的北一辉在内。但是否当时的黑龙会便有大举侵略、吞并中国的设想，至少是不能从历史结果来反着看待其过程的。
如果不是民国之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如果不是中国内战频仍、丧失了十几年的发展时间，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如果……总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策略也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绝不是一开始便有了既定的方针。
归根究底，你落后、混乱，你人心不齐，你武备虚弱，就肯定有人觊觎，有人欺负。这个道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类似的，特别是在当时丛林法则之下的国际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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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团体之间联而不合，以互动的形式相互促进、学习、发展，并且力争占据革命的主导，这是复兴会的策略好看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