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已定，李准让卫队长打开信封，果然倒出了一颗子弹。李准轻轻摇了摇头，伸手接过信柬，展开阅读。
果然是复兴会送来的恐吓信，警告李准不要替满清这个腐败到极点的政权卖命，继续镇压琼州革命军，做遗臭万年的好奴才。否则，复兴会将以炸弹、子弹奉上，绝不留情，不死不休。
李准脸色变幻，忽惊忽怒。信中不仅措辞严厉，更在后面附有其家眷的详细资料，连他送到美国留学的儿子李国庆也在其列，并且用红线标注醒目。
底线和原则，这是陈文强一直坚持的信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果你不择手段，那敌人对付你也会无所不用其极。谁没有家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为了不牵连他们，陈文强定下的底线便是不株连，不对其家人下手。
刺杀虽然是一种非常态的革命方式，是一种恐怖主义，但其行动的目的不在于造成直接受害者，而在于对更多的人施加影响。或是振奋民心，予人一种“一个阶层反对一个阶层”或“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印象，即转化成为民众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战争；或是通过舆论宣传，使暗杀成为“心理影响的工具”。
李准当然不知道复兴会刺杀的底线和原则，警告信中没加阐述，也没有说明要对其家人下手。但附着的名单和资料，却给他一种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复兴会已经将他和家人都列为了暗杀的目标，毫无顾忌。狠辣无情。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株连还是很平常的事情，李准对此不表怀疑，也根本不敢寄希望于革命党在仇恨之下会对他的家人网开一面。所以，本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封警告信可以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就是他所不能忽视，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大人——”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