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而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