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是他值得信赖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么派。日后都有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可能，推翻满清，也少不了他们的力量。
革命军与北洋军难免有一战，并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胜负，但北洋军要显示出力量，革命军也要展现强军的风采，重要的是敢战的精神。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在谈判桌上，军事永远要为政治服务。
是的，没错。陈文强并没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于武力统一的念头。除非北洋军倒戈，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从当时的中国军力来看，北洋军与革命军打得两败俱伤，打得持续不断，伤害得不仅是国家的元气，更会招致列强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会趁火打劫的。
最后将是一个谈判达成的妥协。才能尽量地保全国家的武力，包括北洋军在内。特别是中国的北方。没有了北洋系的军队，最直接受害的便会是东北。而革命军的实力被消耗太多，也无法稳固占领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无法实现革命者心中的国家建设的理想。
一场大战，一场谈判，一场妥协。然后是一段相对平和的发展时期。至于统一嘛，除了武力，恐怕还有别的办法吧？
所以，陈文强才要去见一见袁老四这个中外皆知的大人物，希望能从他的思维中寻找到可资利用的东西。不一定非要现在发挥作用。可作为一个长远的准备，也是很好的。
“袁大人对陈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见，终于是圆了心愿，必然心中大慰啊！”张一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此次携信邀请陈文强成功赴津，差事可谓办得圆满，心情也很畅快，对陈文强更是唯恐有触犯之处。
“袁大人抬举，张兄客气了。”陈文强淡淡地一笑，说道：“兄弟官卑职微，实是当不得如此谬赞。”停顿了一下，他盯着张一鏖缓缓说道：“恐怕袁大人邀兄弟会面详谈，并不只是有关北洋机器制造局，以及修筑津镇铁路之事吧？”
津镇铁路，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津浦（天津至南京浦口）铁路。一九零二年，清政府改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袁世凯又委派唐绍仪、张翼等人与英国中英公司及德国德华银行代表进行谈判。
但清政府与英、德关于津镇铁路借款的谈判遭到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京官、地方绅商及留日学生的反对，认为“津镇一路，北接畿甸，南贯江淮，扼江海之咽喉，握三省之命脉”，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要求将津镇铁路收回自办，事情由此搁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