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着威慑打击，收缴枪枝、悬赏缉拿、自首宽大等政策也相应出台，更保证出首、捆拿、击杀剧盗恶匪者可以选择琼州、湖广、上海等地居住，官府予以安置，以躲避盗匪的报复。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推门而进的清乡委员见习委员陈炯明，恭敬地向陈文强禀报，顺德县各乡局士绅已经赶到，是否马上召开公议？
陈炯明是陈文强从政法学堂招收而来，成绩很优秀，且还是出身于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考取秀才之后，却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入读政法学堂。
而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想，最近随着立宪运动的盛行，他开始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并有竞选咨议局议员的想法。
对陈炯明这个人的刚毅果敢和沉默寡言，以及操守，陈文强是比较满意的，虽称见习，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在打开局面，并且考察之后，便会委其以重任。
“大人，听闻顺德县士绅冼瑞衔有庇匪之名，不如此番便将其拿下，或可开清乡之良端。”陈炯明陪着陈文强走向会议室，提出自己的建议。
“查无实据。”陈文强淡淡一笑，道：“再者，就算刑讯有用，可若将其拿下，消息难以封锁，岂不给与其勾连之盗匪以窜逃之机？”
“那大人分别召集各县乡局士绅，是何用意呀？”陈炯明疑惑地问道。
陈文强淡淡一笑，当然不能破自己的异能，只是模棱两可地道：“查其颜，观其色，威慑加劝诱，或许能起到作用啊！还有，各地兴办民团也要靠他们出资捐钱哪！”
作为一种民兵组织，团练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晚清之后的团练，其基本精神则直接源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坚壁清野，筑寨练团”等经验。在广东，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内忧外患再一次刺激了团练的勃兴，但到了清末，团练的发展又受到了朝廷的抑制。准确地，官府是既提倡又抑制的矛盾。
官方提倡各地办团是出于抵御盗匪的需要，同时，官方又不敢完全放手让地方自由办团，要防止民间武力的膨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复杂、矛盾的状况。
而官府的这种复杂心态，又势必影响着各地士绅阶层办团的积极性。筹集办团经费是办团的关键，也是难题。由于办团经费基本上依靠地方士绅自行解决，官方意志在办团过程中过多体现，反倒使经费来源出现问题。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禀来禀去，经费仍须自筹，官与绅则互推诿”。
二十世纪初，广东各地在官方要求下兴办团练，却得不到地方士绅的充分合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官绅之间存在的裂痕。当时的舆论便：“粤省各属，盗匪出没，地方虽迭经札行团练，卒以款项难筹，或办理不终，或并无成议。其富厚之乡，雇勇防守，亦皆虚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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