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支持古代社会的法制不是很健全，完全依靠法典是无法开展有效行政的，所以，不少地方官会根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来支持行政，提高执行力。
拐点一：最早在南北朝时期，各地政府就开始制定政策修建六疾馆和孤独园，其中六疾馆救济的难民类别就包括乞讨儿童。唐代武宗时期，救济乞讨儿童工作开始由宗教团体主办改为各地方官主办。
宋承袭唐旧制，并扩大了官办救济机构的规模，“慈幼事业”尤为突出。其专门设施有慈幼局、慈幼庄、婴儿局等。大奸臣蔡京为相时，曾在全国普遍设立“安济坊”，以救济贫病老人，当然，乞讨、流浪儿童也大量得到救济，它取意于苏轼早年在杭州以私人捐款设置的义诊“安乐坊”，由各地方官具体执行。
自宋代设立慈幼局、婴儿局后，历代都有全婴堂、育婴堂的历史记载。明清以后，地方官履新按临，都要仔细过问善堂设立位置，并核对在籍名单和拨补实数。
因为有了政策的支持，地方官可以自行截留一部分税款，用于乞讨儿童的救济。如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范仲淹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救济事业，都是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出现的。
舆论导向古代资讯业虽然落后，但是，各地方官依然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以道德为主要突破口积极开展舆论导向，呼吁全社会关注民生疾苦。如孔子和孟子在做官时倡导仁爱和仁术，墨子主张“兼爱”，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多财，财以分贫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这样的舆论导向，对今天之打拐和救济乞讨儿童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宋代的欧阳守道和文天祥通过写文章造舆论，高度肯定了庐陵、吉水等县在救济和安置流浪、乞讨儿童以及助学济困与振兴庐陵文化中的积极贡献。清代雍正皇帝曾亲书《育婴堂碑文》，要求将京城广渠门内的育婴堂规制加以完善，号召士庶“捐资为善”，并向全国推广，严饬地方官吏切实做好弃婴养育工作，毋使坠入沟壑，并且规定了养育80名弃婴及其相应的常平补贴数额。这种舆论导向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以至于“盐道衙门、牙厘局、督销局纷纷拨款”，许多乞讨儿童得到了救助。
身体力行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古代地方官也深谙其中的道理，他们往往拿出自己的薪水，带头从事救济乞讨儿童的善举，以劝诫下属和士绅阶层积极参与其中。
南北朝时，北魏有“良吏”路邕任太守，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乞讨儿童；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家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他任道州刺史，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大批乞讨儿童在他家中就食。
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流浪、乞讨儿童到处都是。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大部分都是儿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患儿童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社会集资古代人口问题历来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虽然尚未形成“儿童是社会的未来”这样的观念，但是，不少具有先知色彩的地方官在儿童问题上下足了功夫。他们认为，使乞讨儿童得到救济和安置，让他们健康成长，上可为朝廷补充徭役和兵员，下可为地方保证耕种田丁，是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达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大治状态。
为此，解决资金问题让许多地方官最为头痛。完全靠朝廷拨款，肯定不行，自己的薪水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所剩无几，也属于杯水车薪。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流浪、乞讨儿童进行救助。
据史料记载，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号召乡亭小吏畜养鸡猪，到时候施舍给那些乞讨儿童。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乞童”。
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他主持的“丰备义仓”最为知名。除了政府出资之外，他还号召民间凑集资金购买余粮，以救贫济困。道光十五年（1835年）年初，他和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10间大小仓库，从无锡买粮存放。从1835年至1860年20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救济了大量乞讨儿童和失业贫民。
清朝晚年，丰备义仓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社会集资规模越来越大，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和流浪、乞讨儿童的救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安置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
拐点二：古代地方官救济乞讨儿童，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帮助和感情慰藉，对于矫治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缓解阶级矛盾、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生产力所限，对乞讨儿童的救济总体上处于低层次水平，其救济的范围很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不聊生的问题。加之，由于政治腐败，无论是官办救济，还是社会集资，都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贪污腐化之事不胜枚举，因此，不能评价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