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的时候，最让我感觉过瘾的情节，就是当官的公开与皇帝叫板，最让我感觉郁闷的，就是那些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的家伙。
殷商的比干与纣王顶嘴，心被剜出来了，照样不屈服；唐朝的魏征敢在李世民面前拍桌子；宋朝的文彦博、蔡确等人敢公然向神宗皇帝“扔砖头”；而明朝的杨廷和与嘉靖皇帝的斗法更是精彩之极。在古代，不光是上述几位重量级人物，就是一般公务员，大多也不把皇帝老大放在眼里，好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个比一个牛。比如，海瑞只是六品小官，就敢骂皇帝好色贪玩，不务正业。这种现象，在元和清朝时期，简直想都不敢想。
宋徽宗时期，有个芝麻官叫陈麟，在门下省当差。当时高俅建议徽宗杀山西某渎职知府，大臣纷纷反对：“祖宗以来，未尝杀过士人，这么做不是违背祖宗吗？”宋徽宗刚想说：“那就不杀吧。”这个时候，陈麟突然跳出来说：“倒不如杀了他。”徽宗一愣：“什么意思嘛，给朕玩弯弯绕，你倒是痛快点。”“常言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陈麟回答得很精彩很经典。一句话把徽宗噎得够呛：“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陈麟再顶一句：“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碰到这样的公务员，皇帝只能自认倒霉。
古代公务员虽然不怕皇帝，却普遍害怕顶头上司。《宋史》中说，丁谓在真宗时很牛，领导着中央政府的监察、财政等部门，曾伙同王钦若大营道观，屡上祥异，把皇帝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丁谓最怕寇准，因为寇准是他的顶头上司。著名的“溜须”典故就发生在丁谓的身上。明代的王守仁也牛得可以，他从骨子里瞧不起武宗皇帝朱厚照，却不能不把江彬、张永等人当盘菜。宁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王守仁孤身平叛，可谓大智大勇，但江彬屡次派人前来找碴，王守仁都得小心应付。张永到杭州，王守仁也必须去杭州，百般交涉，争取同盟。得罪了皇帝，关系不大，大不了官不做了；得罪了江彬、张永等人，则后患无穷，弄不好就要掉脑袋。
宋明时期的政坛，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管多大的衙门，属吏在上司面前，都是一副乖孙样儿，一旦有机会接近皇帝，乖孙立马就变成刺头儿，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把皇帝的鼻子气歪，决不罢休。熟悉《明史》的读者应该记得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事件”，文学家杨慎率领200多位公务员向嘉靖叫板，这些公务员平时在朝堂上对顶头上司却又是另一副嘴脸。
古代公务员能混个一官半职，其实相当不容易。在科举制度没有出现之前，公务员清一色是世袭制，老子有功于朝廷，儿子跟着做官，这就叫“老子英雄儿好汉”，世家贵族子弟，生下来就是做官的命，所以，陈胜吴广不干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了汉朝，做官的门路略微多了些，除了世袭和朝廷例行举办的公务员考试，还可以得到地方的举荐，比如“举孝廉”等。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科举成为公务员跻身仕途的主要出身，明清也一直沿用了这个制度。无论是世袭制、举荐制，还是科举制，搞出来的公务员端的都是皇家的饭碗，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打工的为老板服务，听老板的话，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为何还是有那么多公务员要与皇帝顶着干，却普遍害怕顶头上司呢？
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可以面见皇帝的官员毕竟不多，和皇帝在一起的时间毕竟短暂，相反，公务员每天都要见顶头上司的面，要在顶头上司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不把顶头上司侍候好了，慢说升迁无门，小鞋你就穿不完，衙门里的脏活、累活，你不干谁干？卖力不讨好、得罪人的工作，你不做谁做？这就好比夫妻过日子，老丈人住在外面，过年过节才见上一面，你不把老婆侍候好了，这个日子没发过。
在皇帝跟前顶着干的公务员，大多都是正直的读书人，他们认死理、重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得罪了皇帝，大不了丢了饭碗，再倒霉一些，也就是打屁股而已，明朝是这样，宋朝连屁股也不打。丢了饭碗，我回家卖红薯，照样不会饿死；屁股挨了打，过几天就会痊愈，起码在气节上，我赢了，保不准被史官记上一笔，从此青史留名；就算不能青史留名，将来在子孙面前吹吹牛，也很有面子：想当年，老子如何如何。可是，与顶头上司叫板，吃了眼前亏，肉体很可能被折磨，精神上的压力也够呛，而且绝对无回报，实在划不来。
古代的公务员，无论是不是言官，都喜爱做言官的工作，原因之一，就是皇帝不杀言官。所以，历朝历代的言官都十分的牛气。言官就是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家伙，宰相刘罗锅有一个外号，叫“刘三本”，即每天上朝有事没事都要上三本奏章，表现不错，只是动不动就说一句“奴才如何如何”，实在大煞风景。宋明时代言官论事，口中说“微臣如何如何”，达到的效果却丝毫不“微”，许多时候会把皇帝气得七窍冒烟。
古代公务员不怕皇帝怕上司，说的是现象，道的是气节和政治良心。皇帝是国家的领袖，如果公务员都与皇帝顶牛，且不论皇帝施政对与错，那就不好了，国家岂不乱套了？皇帝也是人，也需要得到群臣的尊重。如果事事都做得不顺心，那么，他做皇帝还有意思吗？也难怪明朝后期的几个皇帝不怎么爱上朝。同样的道理，如果公务员都抱着怕上司的心理去行政，假如上司制定的规章制度是错误的，下属也照章执行，到头来吃亏的那就是老百姓了。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历史的拐点问题，对于古代公务员，怕与不怕之间，还有一个辩证的问题：倘若公务员真的重气节、讲良心，心中装的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他什么也不会怕；相反对于那些真正有所怕的公务员，其实多为无气节、失去良心的人。而历史的拐点总是围绕着这两拨人进行着，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革，而这些变革往往是人们在当时是并不能预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