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修史的成例，朝廷设置专门机构和史官队伍，修撰前朝历史，记录本朝之事。《史记》里就有齐宣王与史官斗法的掌故，史官如实记录齐宣王的荒唐故事，齐宣王不干了，要惩罚史官，可是这个史官很有骨气，反过来吓唬齐宣王，很有些革命烈士夏明翰的气势：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齐宣王固然昏庸，却也知道修史是件大事，倒没怎么为难这个胆子不小还有些可爱的史官。
奇怪的是，党项人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的西夏王朝，与北宋、辽国以及后来的蒙古鼎力抗衡近两百年之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均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末了，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史书，只在蒙元所修的《宋史》中有一册“夏国传”的分卷，令人不解。是西夏王朝不重视修史，还是后来的各朝代史官们忘却了这个曾经在中国大西北叱咤风云200年的政权？
仔细分析一下国人修史的特点、蒙古人进攻西夏的历史和西夏王朝的文化建设状况，或许能解释这个疑问。
国人修史，重在传承、借鉴，传承的是历史文化，借鉴的是兴衰教训，以满足本朝统治的需要，一般依据前朝史官的记载，民间笔记、野史、传闻等，综合剪裁糅合而成文献。历朝历代史官，多由当局指派，吃粮修史，主要的任务还是着眼于统治的需要，粉饰、遮丑、夸大其辞，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倒在其次，只有那些有正义感、责任感的史官，才会着眼于“传承”二字。解缙主编的《永乐大典》、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近现代不少学者都曾撰文指责其纯属胡闹之举。
西夏亡国于蒙古人之手，蒙元丞相脱脱主持修史工作，分别编撰了《辽史》《金史》和《宋史》，唯独没修“西夏史”，只搞了个“夏国传”，原因何在？赵炎以为，这是蒙古人在记仇。其中既有民族情结，也有历史缘故。
有专家考证说，党项人是鲜卑族的后裔，与蒙古族、女真族、契丹族均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笔者不同意这个考证。党项人的祖先应该是初唐的拓跋赤，是大月氏人和汉人的混血儿。李元昊在上宋仁宗的表章中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可见党项人与中国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毫无血缘联系。西夏强盛的时候，占领了河套地区和现在的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使得蒙古各游牧部落备受欺凌。那个时候，蒙古人还处于最原始的部落社会，连弱小的女真人也不如。
等到蒙古铁骑可以纵横天下的时候，所到之处，敌人无不望风披靡，女真人完全缴械，宋朝人彻底臣服，东起日本海西至多瑙河，几无敌手，偏偏打到西夏国都兴庆府（今银川市）的时候，遇到了党项人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先后发起六次猛烈的进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均无功而返。
拐点一：1226年初秋，新一轮的打击又开始了。这一仗更加惨烈，连成吉思汗自己也被一支呼啸而来的羽箭射死。一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铁血残阳中的西夏城楼上才竖起了蒙古人的大纛。
对这个可怕的强劲对手，蒙古人心中有着难以忘却的惨痛记忆和挥之不去的仇恨，“长生天”都不会原谅西夏国杀死一代天骄的“罪孽”，何谈为它修史？就让西夏王朝成为一个历史的背影，模模糊糊地留存在世人的记忆中吧。
拐点二：即便蒙古人抛开民族情结和历史因素，想为西夏修史，恐怕也不怎么容易。因为西夏王朝自己不修史，所存史料极为有限。
西夏王朝文化建设的特点是着眼于目前，多次整修莫高窟，是为弘扬佛教文化，造就西夏文字，是为翻译儒家文化之需等，从无为前朝修史的计划。其实，西夏国也有前朝历史。比如，唐中和元年（881年）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陕北地区的横山县），封夏国公。按照封建体制，这是具备社稷功能的国家。再比如，五代十国时期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等。这些历史都应该由西夏王朝进行修撰，以传承党项人的历史文化。但是，李元昊没有这么做，估计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西夏设立的两个文化机构——蕃字院（蕃学）和汉字院（太学），也不注重记录当时的历史，它的主要职能是把儒家文化用“蕃字”转译出来。《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书颇繁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最后完成的十二卷蕃书，全部是儒家典籍，却不是史书。可见这仅有的两个文化机构，并非为修史而立，成员也不是史官，而是造字工匠和翻译官。
读蒙古人所修的“夏国传”，笔者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模糊”二字，所选资料大多是宋朝遗留的与西夏国的来往文书、时人笔记，并推测时间、事件经过而成，更多的是“想当然”和“大概”。倒是西夏亡国过程十分清晰，这是因为蒙古人亲历其事，一手导致了这个王朝的覆灭。
拐点三：后来的明清两朝就更不会为西夏修史了。明王朝是汉家正统，朱家皇帝们眼中只有大宋朝，连统治了中华百年的元朝都懒得记录，开口闭口就是“鞑子”如何如何，怎么会想到为区区200年的西夏修史？清王朝入主中原，主修的是《明史》，《四库全书》只是选择性的文献收录，却不是撰写。西夏王朝至此只能成为永远的历史背影，在漫漫黄沙中定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