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明史》，联系到以前读过的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不免对大明万历皇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皇帝留给后人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罢朝怠政近30年。正是由于这个印象，历来史学界对他颇有微词，有“明亡始于万历”的说法。其实，只要稍识《明史》的读者几乎都知道，在明一代，唯万历在位的48年里，大明王朝进入了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政治环境宽松，经济极度繁荣，文化举世难匹，对内对外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均获得了胜利。特别是在抗日援朝战役中，万历皇帝的表现尤为出色，无论是地缘政治观念、军事决策思想还是争取道义的支持，均能凸显其战略家风采。
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相邻，东北端与俄罗斯有陆地边界，南部隔军事分界线与韩国接壤，东面为东海（包括东朝鲜湾），西南面为黄海（包括西朝鲜湾）。朝鲜同中国的关系通常被比喻成“唇齿关系”，从地缘环境看，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壁垒，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监护国。古代政治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保护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利益不受侵犯，肯定不会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地缘政治的概念。比如，中国与日本在唐朝初年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一次战争，据《资治通鉴》的简略记载，是役，唐朝与高丽联军不足万人击败日本与百济的7万大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惊人战例。唐朝皇帝出兵朝鲜的目的就一定不是地缘政治的缘故。
但是，万历皇帝在1592年发起的援朝抗日战争，除了保护藩属之外，却有着更高层次的思考。他在致日本的国书中说：“朕恭承天命，君临万邦……将使薄海内外日月照临之地，罔不乐生而后心始慊也……夫朝鲜，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职贡之国也。告急于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师以救之……封尔平秀吉（丰臣秀吉——笔者注）为日本国王，锡以金印，加以冠服……自封以后，尔其恪奉三约，永肩一心，以忠诚报天朝，以信义睦诸国……于沿海六十六岛之民久事征调，离弃本业，当加意抚绥，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尔之所以仰体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从这封国书里，至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朝鲜是大明藩属，不容侵犯；二是日本也应该成为大明的藩属，天朝早已威加海内；三是东亚应该和平，沿海各岛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拐点一：另外，他在后来的平倭诏书中也谆谆教诲群臣：“朝鲜失，则国门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万历皇帝的确具有了地缘政治的思想萌芽。
从万历二十年开始出兵朝鲜，一直到万历二十六年战争结束，前后历时七年，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明朝参战前，日本已占领了朝鲜北部大多数战略要地，地利优势明显。明朝若要进攻日本，就必须要进行惨烈的攻坚战，而这一点，恰恰是日本优势火器的长处。明朝军队的最高统帅兵部尚书石星曾力主议和，其担忧的正是日本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但是，万历皇帝对这场战争是抱有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他站在战略高度通观全局，对丰臣秀吉政府的狼子野心有着全面的认识，必须要打这一仗，而且非打赢不可。
拐点二：用现在的眼光分析来看，万历皇帝“圣心独断”和协调指挥的这次战争，从根本上粉碎了日本政府的“十年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三年之内灭亡朝鲜；第二步，五年之内灭亡明朝，迁都北京；第三步，进军安南等国，灭亡印度，称霸世界。）使日本元气大伤，三百年间无力觊觎中国大陆。
战争胜利后，万历皇帝正法日本俘虏61人，并发布平倭诏书，义正词严地指责日本丰臣秀吉政府“窃夺权力、依仗武力侵我藩国”的卑劣行径，不加以惩罚不足以扬我国威。他在诏书中谆谆教诲群臣：“朝鲜失，则国门开”，“我天朝非好战之邦，乃不得已而动用战争之器”。因为洞察到了敌人的狡猾，于是他“独断于心”，从各地征集勇猛的战士，不吝惜金钱爵位的赏赐，下定决心让海洋重新恢复平静。
拐点三：万历皇帝的诏书，文笔浩**，道义为先，居高临下，振奋人心。正如明人所言，“倭夷已遁，属国全复，我之义声已著于天下矣”。
另外，万历皇帝还要求朝鲜国王“练兵自保”，勤于王事等。赵炎认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够从地缘政治的高度打赢一场战争，有用兵必胜的决心和协调指挥的信心，能够尽可能争取到道义上的广泛支持，说他具有战略家风采，应该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