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手之间的较量有强弱之分。李鸿章虽知其难，却不得不受命去下一盘最难下的棋，这是出于大局的考虑。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获悉俄、德、法三国干涉之后，翁同、李鸿藻等人认为日本勒索过于苛刻，反对批准和约；而受到慈禧支持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则害怕再起战争，主张批准和约。正好这时，日本定下了“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的方针。1895年5月5日，日本在声明虽表示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权，但清政府必须交给日本一笔“偿金”。同时，对清政府延期换约的要求，日本仍然坚决反对。这时，已经达到了干涉目标的俄、德、法三国，也反过来帮助日本，压迫清政府按时换约。没有办法，清政府只得于5月8日派伍廷芳为代表，同日本代表伊东美文治在山东烟台换约。
对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之事，清政府极为头痛。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在6月15日接到“迅速来京”的廷命时，没有立即动身，而是整整拖了一个月后才启程北上，他之所以胆敢如此，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当时慈禧倚重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联拳灭洋”的方针。奕、劳禄等“枝梧其间”，试图扭转朝局，“然亦无济于事”。对于此情此景，李鸿章深恶痛绝。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又深感势单力孤无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来京”，但却“未言何事”，没有给予任何职权。他鉴于“政府悖谬”和自己无兵无权的现实，意识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仅难于改变朝局，而且有身首异处的危险。
为了争取慈禧，打击顽固派，李鸿章上下其手。对上，他连续五次电奏，冒死恳请“先定国是，再议办法。”所谓“定国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顽固派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强调“非清内匪，事无转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对外宣战谕旨，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当时李、刘、张三大帅鼎足而立，“联络一气”，构成南国的轴心，李鸿章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故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不过，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即使是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也都无意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上。他们认为李鸿章应该做清朝全盘棋局上的一只大车，盛宣怀就曾建议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官为要义”。
李鸿章还深知列强的态度，直接关系着自身安全、使命成败。
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诏命后，就致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请他们探询各国政府“注意所在”和对“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态度。不久，各国就相继作出反应。日本支持李鸿章“入觐”及其“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方针。德国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表示“停兵难遽议”。英国希望李鸿章对“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进行“细酌”，并表示英国“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俄国声称“仍一意保全中国”，并电令驻华俄使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驻俄公使杨儒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骗，正式建议李鸿章“联俄”。李鸿章深以为然，立即与俄国“密商了事之法”，企图依靠俄国控制事态，打开外交局面。
7月12日，李鸿章一改“稍缓启程，以待后命”的态度，决定先到上海，再酌进止。他的这一抉择，是基于下列因素作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