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知人所爱，投人所好，是曹操赞赏的一种生存本领。人的生存，大概有两种主要的定位，一是那种不甘久居人下，而要做自己事业的人，这种人先用“投入法”，然后再用“成己法”作为自己的生存手段，曹操属此种。一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就是要把自己变成奉献心力替别人做事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后者的人，一定要注意择人。择人是一件复杂的智力活动，直接影响成败。
郭嘉原为袁绍宾客，聪明绝顶，富于思考，袁绍非常看重他。但郭嘉在和袁绍相处数十日后，便对袁绍的谋臣辛评和大老郭图表示：
“奉献心智替别人做事的人，最要紧的是懂得选择主人；选对主人后，才能全力以赴，建立功名。袁公虽礼贤下士，却不懂得用人及驱使人的要领，好使谋略却又不懂得当机立断，这样的领袖在乱世中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想雄霸一方都不太容易。我打算立刻离开这里，去寻找真正值得我扶助的主人。”
辛评和郭图表示：“袁氏四世三公，有恩德于天下，早获得北方各州镇大小军团拥戴，是当今首席雄主，除了他，还会有谁称得上值得扶助的主人呢？你到底想去哪里啊？”
郭嘉知道郭图等无法领会他言中的深意，乃单独离去。
经由荀攸介绍，曹操在与郭嘉共论当前天下大势后，非常高兴地表示：“他日帮助我成大功、立大业的，就是这个人了。”
郭嘉在见到曹操以后，也很高兴地对别人说：“这才是真正值得我扶助的主人呢！”
曹操虽为一员武官——典军校尉，但当天下大乱、董卓进洛阳擅权的时候，则给他带来了重新给人生定位的新契机。
董卓在控制献帝，权利炙手可热的时候，想笼络曹操，这对曹操的选择就是一个考验。董卓对曹操的才干，久有所闻，他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并与其共商大事，想把曹操收为心腹。但曹操对董卓的为人是了解的，先前他反对召外将进京，就是看到了董卓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又有政治野心的人。董卓到洛阳后的所作所为，曹操更是亲眼所见，他料定董卓无非是逞一时之势，终将要落得众叛亲离，归于失败的下场。像董卓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与其同流合污，而且要创造条件打败他。于是，曹操在这年的九月，偷偷地离开洛阳，走上了公开反对董卓的道路。
曹操正在构思其人生大计划！
曹操不受董卓之昭，一是他有远见，料定董卓之辈只能得势一时。二是他有大的抱负，不是轻易地被人看重和使用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有朝一日使用别人。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曹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朝廷任命他为东郡太守的官职，在家闲居。然而以他的声望、人品和才华，是难以让他清静的。一年以后，冀州刺史王芬就派人拿着密信找到了他，原来，冀州刺史王芬联合策士许攸、陈善的儿子陈逸、道教法师襄楷、沛国人周族等，密谋政变，打算趁汉灵帝北巡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旧宅之机，用武力挟持灵帝，诛除宦官，为陈善等人报仇。然后，废掉灵帝，另立合肥侯为帝。他们决定拉曹操入伙。因为曹操有正义感，有号召力。所以派人给曹操送来了密信。
曹操读罢密信后，心情很不平静。他仔细考虑之后，觉得此事不妥，给王芬等人回信明确表示反对。
曹操从当时主客观条件上来说，王芬等人确实不具备像当年商朝掌权者伊尹放逐太甲、西汉大将军霍光废立昌邑王刘贺的情势，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王芬等人是由地方发动的政变，无法一开始便控制朝政，就是一时取得成功，也容易受到中央集合力量的围剿。像西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那样大的规模最后都失败了。王芬等人以一个冀州之地，想搞成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是属于轻举妄动的冒险行为。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同曹操所料，王芬没有取得成功，落了个举家自杀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