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做“要想打鬼，借助钟馗”。打鬼借助钟馗，确实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做法或谋略。因为一方面鬼是怕钟馗的。另一方面，谁有了钟馗，谁就掌握了号令和汇聚所有打鬼力量的优势与主动权。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这种做法叫“打鬼借助钟馗”。
“打鬼借助钟馗”这种做法的原理不过是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借一面义旗），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竭智效力。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范例。
但是“打鬼借钟馗”失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的，远的不说，曹操之前的董卓就是一例。
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制着汉献帝这面“义旗”。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董卓自己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居住，取名坞。
坞城墙高厚各达七丈，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称为“万岁坞”。
董卓将从洛阳等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藏在坞中，单粮食就可供三十年食用。董卓不无得意地说：“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据天下；如果不成，我守着这些东西也可以过一辈子了。”
周初时，周文王立吕尚为太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意谓太师吕尚是可尊崇的父辈。董卓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大加封赏，以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鄂侯，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执掌兵权。其子孙即使还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侯，女的做邑君。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声势煊赫。
但可惜他是一专横跋扈、滥施**威的暴徒，没有能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董卓的前车之鉴如何汲取，曹操阵营内部谋士们的不同意见如何采纳，是对曹操能力和胆识的严峻考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的重要将领们是有分歧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富于谋略的大胡子将领程昱首先表示意见：“依情报显示，皇上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竞争优势。”
荀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应以洛阳及许都最为合适，因此要准备这件工作，必须清除豫州境内其他的力量。”
首席猛将曹仁则有不同意见：“虽然张邈的势力已清除，但吕布、陈宫等雄据徐州，和袁术勾结，随时可能再度威胁兖州。因此属下认为应先稳定东方，彻底摧毁袁术及吕布力量，再行经营豫州。”
夏侯悖的意见也差不多：“纯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做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是相当不利的。”
几乎大部分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悖的看法。
曹仁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将先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