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将都很持重，不敢赞同吴国贵的意见。马一宝率先表示反对，阻挠弃滇北上之议。诸将的家产、亲属都在云南，放弃云南，意味着家私破产，个人利益遭受最大损失。马一宝反对弃滇，正符合他们的利益。他首先反对吴国贵意见，“一唱百和”，吴国贵的意见很轻易地被否决了。
综观当时形势，吴国贵之计，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因为此时北上与初到湖南北上大不相同。那时吴军声势浩大，锐气正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直至京师，无处不有响应者。清朝对此事件原无准备，如趁此时它兵力未集，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毅然北上，必然会所向无敌，至少可在黄河以北站稳脚跟，清朝必以重兵趋北京勤王，而南方空虚，可让耿精忠独挡南方数省之征剿。吴三桂计不出去，驻兵湖南不进，一则给清朝以喘息时间，使它有足够时间调兵遣将，倾注全国兵力于江南一隅之地，造成了自己的优势；吴军则年随一年地失去优势，变主动为被动，以致成现在之局面！
吴国贵在吴三桂死后，敢于说吴三桂的所为是“大误”，表现出他的气魄和远见。他提出此时北上，一个不利的条件是，他们的军队已由盛而衰，锐气已失，斗志下降，多年征战，伤亡甚重，久经战斗的老兵急剧减员，新增的兵员，论素质和战斗力都不能跟老兵相比。从清朝方面看，它在征战中已完成了全面备战，兵员和兵器、火药等军需物资装备、粮饷都已相当充足，保证了前线的供给。特别是它的八旗兵已从战争初期的惊慌失措中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越战越强，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威力。一句话，双方强弱之势各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吴军毅然北上，必然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困难，甚至有覆没的可能。这一不利条件，吴国贵似乎已充分地估计到了，正如他以巨大的决心所表示的：“勿畏难；勿惜身，宁进死，勿退生！”宁肯在前进中死去，也不在后退中活着！这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是要建功立业，而不图个人之私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倘要干一番事业，此种精神必不可少！
如果再仔细推敲，反复惦量吴国贵的战略，并非全是冒险而无可行性。从全局考虑，清军几乎是倾巢南下，这在防御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南北，已呈现真空状态，屡次征发禁旅，连驻守京师的兵力也为数不多，已到了无兵可发的极限。为了战争的需要，朝廷从东北地区征发了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兵，直至黑龙江以北的索伦兵，还有吉林乌拉兵、今辽宁省的盛京兵、长城以北蒙古诸部的骑兵。在平息王辅臣叛乱后，又征调了陕西兵。
各处援兵云集长江以南，北方各重点城镇驻兵为数不多。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所报长江沿岸及以南一些重点城镇驻兵为例：如武昌府只有巡抚兵一千五百名、城守参将所属一千名，新近设水师副将与官兵一千名，总计三千五百名。南昌现有总督标兵三千名、城守官兵五百名及水师官兵一千名，总计四千五百名。安庆有巡抚所属官兵一千五百名及城守官兵一千名，还有新设安徽提督官兵三千名，计五千五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