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对信义看得很重，薄情寡信之人是不足以与之交往的。人一旦失一次信义，便有可能要负一世失信之名，这个代价我们绝对承受不起。胡雪岩对信义看得很重，他做生意以“戒欺”为准则，对于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他深知，做人若是在信义上有所缺失，那便等于亲手毁了自己。
做人无非讲个信义，童叟无欺真不二价
不讲诚信只能得一时之利，而不能得一世之利。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胡雪岩其人，无论从做人的角度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上看，都是非常讲信义的。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世之本。孟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信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不过，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商人似乎都偷奸耍滑，都是靠着偷奸耍滑、尔虞我诈赚取钱财的，因而商人无信义可言，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抱定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取巧投机的技巧，就赚不来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自己也能接受“从商必奸”的说法。
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几件事情上可略见一斑。
商人就要讲商业道德，其诚信乃商业道德中的大问题。商业伦理道德是商业调整内部和外部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有善与恶、公与私、正义和非正义、诚实与虚伪几种道德范畴为标准。胡雪岩创办的杭州胡庆余堂之所以声名卓著，与北京的同仁堂并驾齐驱，也在于遵循“诚信为本”的商业宗旨，取信于民。
胡庆余堂创立于1874年，为讲求制药质量，专设金锅银铲炼药器具。在药堂的营业厅内挂有两块巨匾，一块朝着顾客，上书“真不二价”四字，另有一块面对柜台，上刻胡雪岩亲笔手书“戒欺”二字，旁边有一段小字：“凡是贸易均著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两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雪记”招牌成为货真价实的代号，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
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虽起于西征将士所需要的成药及药材，数量极大，向外采购不但费用甚巨，而且也不见得能够及时供应，他既负责后路粮台，当然要精打细算，自己办一家大药店，有省费、省事、方便三项好处，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营业鼎盛，大为赚钱。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动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由于当初存心大公无私，物色档手的眼光自然不同。第一要诚实。庆余堂一进门就高悬着一副黑漆金字的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因为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材料欠佳，分量不足，服用了会害人。其次要心慈。医家有割股之心，卖药亦是如此，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刻刻顾及药的品质。最后当然要能干，否则诚实、心慈，反而成了易于受欺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