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听此言，我微微一惊，心说此人也就三十六七岁，相貌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我小时候见过他，应该有些印象才对，可我怎么就完全记不起我在何时见过他呢？转念又一想，此人历来都是谎话连篇，诡计百出，他说出来的话，十句有九句可能都是骗人的，没必要绞尽脑汁地苦苦思索。
他见我没有追问的意思，便主动继续说道：“怎么？不相信？十几年前，你父亲曾经带着你到处寻访鉴宝的名家，为的就是你脖子上的那个吊坠，这件事你不会不记得吧？”
我心头一紧，立时甚为惊讶地凝望着他，想认真地看清此人的相貌。他口中所言之事确曾有过，那还是我父亲刚刚捡到魙齿之后不久的事情。只不过由于无人识得此为何物，父亲觉得没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小物件劳师动众，因此也就将此事搁置不理了。如今这个叫孙悟的人突然提及那段往事，这说明他确确实实是见过我的。可是这件事情已时隔多年，他为什么会记得那样清楚？莫非这么多年他始终都在暗中监视着我么？
还未等我发问，孙悟便主动说出了其中的隐情。他首先告诉我，他也并非什么大奸大恶之辈，之所以近一段时间搞出这么多事来，其实也是受人所托，为了赚到一份酬金才这样做的。这一切，还要从十几年前的某一天说起。
孙悟的故乡在浙江嘉兴，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做古董生意的，原本也是一个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户。六十年代末，席卷全国的红色运动终于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家族，抄家、批斗、劳动改造，除了年纪还小的他，全家老少无一幸免。好好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被搞得七零八落，死的死逃的逃，就连住了上百年的老宅也被一把大火夷为了平地。
孙悟被一个远房的姨妈带到了江苏，过着寄人篱下的艰苦日子。离开浙江的那一年，他才刚刚年满4岁。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很差，只能靠着有限的粮食凑合过活。他在姨妈家中住到10岁，在这六年时间里，姨妈相继生了三个子女。夫妻俩要同时养活四个孩子，本就拮据的生活不免显得更加艰难。逐渐的，夫妻俩开始对四个孩子有偏有向，属于自己的三个孩子总能吃得更好更饱，而孙悟却时常要紧咬着牙关去忍受饥饿。
这样的生活使他变得越来越是偏激和孤僻，对这一家人也渐渐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他14岁那年，因为和弟弟的一次打架，姨夫把他一顿好打，疼得他一连几天都无法下床走路。在**养病期间，还要忍受着三个弟弟妹妹的言语排挤和白眼。
几天后，他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亲手挖下了弟弟的一个眼珠，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里，开始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漂流生活。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五年。
1984年，他辗转来到了天津。这个在改革开放下刚刚开始复苏的海港城市中，他第一次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和必须性。然而出身贫寒的他不但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没有学到过一技之长用以傍身，想要找个正经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虚无缥缈的天方夜谭。
平日里，他白天就躲在没人的地方睡觉，晚上出来或偷或抢，或劫或骗，勉强维持着自己的口腹之需。
两年的光景下来，市里的公安部门开始对这个作案多起的惯犯愈发重视，夜间巡逻的警察逐渐增多，白天对可疑人员的排查也是加大了力度。无奈下，孙悟只得装成乞丐来掩人耳目，等待着巡查的力度有所减小。
好在人们均以为他是真的乞丐，时常会施舍他一些零钱或食物，到不至于没有饭吃。
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一个斯文的老者给他扔下了2毛钱后转身离去，可没过一会儿，那老者又倒背着双手转了回来。他盯着孙悟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问他说：“小伙子，你多大了？家在哪里？”
孙悟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自己已经21了，家在南方。老者说我看你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脑子也不笨，为什么偏偏要当个乞丐来虚度年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