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科书之外的儿童读物,鲁迅也深表不满。认为“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虽“随时留心,而竟无所得”,慨叹青少年“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所出版的童话,实在应该加一番整顿”。“经济的凋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然而却又有一些“抽忍向更弱者”的“怯者”和“孱头”,利用孩子的“比较纯厚,容易诓骗”的特点,大行其骗术。“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地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别有用心地教孩子“上阵杀敌”,教孩子“做文官武将”,对孩子讲“武训精神”,甚至以《小学生应有的认识》为题,“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对于这些昏话,鲁迅非常愤怒地斥责道:“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些“蠢材”正在变本加厉地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吗?我想:是并不然的。”可惜,“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鲁迅就这样,从他五四前夜首次发出“救救孩子”的惊天呐喊起,直到他去世前22天在病**再次发出“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的呼声止,始终站在第一线为孩子们开辟未来。他曾借两队蚂蚁打仗一事发挥说:“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战士”,为着孩子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二)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
鲁迅在揭露和批判内容陈旧、诓骗儿童的儿童读物的同时,提出了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责任应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使儿童具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