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者本位”的新儿童观出发，鲁迅在批判中国人将儿童“误解”“为缩小的成人”的同时，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这“一切设施”中自然也包括儿童文学在内；但在当时，这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1919年，许寿裳曾托鲁迅为其子侄辈寻觅儿童读物，鲁迅当时复信说：“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之所为，毫无是处。”鲁迅对此表现出深切的忧虑，这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分明地表现了出来。在《祝福》《药》《明天》里，他描写了在贫困、无知、旧道德观念下死去的孩子；《风波》中描写了儿童仍然在旧习与旧观念的束缚下得不到“人”的权利的生活情况。但鲁迅并没有绝望于现实，而是相信“他们（孩子——引者注）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他在《故乡》《社戏》等文学作品中又塑造了闰土、阿发、双喜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儿童形象：热情、朴实、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睿智、精干、乐观、向上，这些英伟的宁馨儿，有着健全的精神面貌和纯洁无瑕的心灵，这正是鲁迅所期盼的“‘人’的萌芽”。为着这“‘人’的萌芽”的健康成长，鲁迅对新生的儿童文学提出了也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
二、鲁迅儿童观的新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鲁迅曾一度产生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的“孤寂”之感。他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自然地包括他的弟弟周作人。虽然他们之间的决裂因家庭矛盾而起，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不再是兄弟加战友了，在儿童文学的意见上，也各执牛耳，以致相互背离至对立。“新的战友在哪里呢？”鲁迅百思不得其解。《题〈彷徨〉》一诗，正十分准确地描绘了他当时的心境：“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然而，鲁迅没有消极下去，他引屈原《离骚》中的诗句于《彷徨》的扉页上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浩如烟海的“求索”文字中，他始终关心着儿童文学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为中国儿童文学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