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还对那些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给予了热情帮助。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临洮师范学校学生汪熙之，曾寄诗稿给鲁迅，鲁迅热情地为他奔波找发表的地方，而且还热心地加以指导，说他的诗“有几首是很可诵的，但内容似乎旧一点”。还有一位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邮务员，他翻译了匈牙利童话诗《勇敢的约翰》，将译稿送给鲁迅。鲁迅“见译文译得认真而且流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就千方百计替他张罗出版。他不仅亲自为译稿作了校订，写了校后记，还为它垫付印刷费、稿费。在校后记中，鲁迅写下了出版这书的艰难经过，并发表了他对童话的一些著名论述。一位化名为颜黎民的中学生曾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在病中仍认真写了回信。他告诫文学少年：“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给人指导。
在众多的求教者之中，还有一位18岁的金性尧，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给鲁迅写信、寄稿四次，鲁迅每次都是看后立即复信，对稿中孩子说的话提了意见，并改了错字。没想到鲁迅最后得到的却是作者的责备。鲁迅也依然是看后即复：“先生所责的各点，都不错的。不过从我这面说，却不能不希望原谅。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桌上积着的未看的稿子，未复的信件还多得很。对于先生，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先生只要想一想，我一天要复许多信，虽是寥寥几句，积起来，所花的时间和力气，也就可观了。”从这封信里，可见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宽容与自我牺牲精神。鲁迅在给黎烈文的信中说：“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
（四）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鲁迅一生主编与支持的文学刊物有二十余种，为了扶植新生的儿童文学，鲁迅以“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的牺牲精神，利用他手中的刊物，登载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与文论。早在1923年，由他的学生孙伏园、李小峰等筹措的《新潮社文艺丛书》，就是在鲁迅的直接关切下编印的。据李小峰后来回忆：《新潮社文艺丛书》的选题、出版事宜的“一切设计和规划，我们更多听取鲁迅先生的意见”，并一一列举：“供给稿件最多且最好的是他”，“代丛书装帧与精心设计的主要又是他”，“为丛书细心校阅，一丝不苟也是他”，“作经济上垫款的是他”。总之，“《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印行，我们遵照了他的指示，切实执行改革，才扩大了影响，使出版界出现了新的面貌”。这套丛书，对于儿童文学史来说，也是开风气之先河的，其中先后出版有鲁迅译的苏联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CF女士译的法国孟代童话集《纺轮的故事》、李小峰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旅伴》。
1924年12月9日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鲁迅允为其看稿，校阅至第16期止，其中也发表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译作有：克雷洛夫寓言《橡树与芦苇》（李秉之译，刊第1号，1924年12月9日）、FrearickDielman的儿童小说《蒂姆的鸽子》（江震亚译，刊第9号，1925年2月17日）、安徒生童话《王的新衣》（荆有麟译，刊第11号，1925年3月3日）；创作有：儿童散文《卖晚报的小朋友》（项拙，刊第3号，1924年12月30日）、儿童小说《工人的儿子》（叶润果，刊第8号，1925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