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翻译是一贯主张“直译”的，他曾说过“宁信而不顺”，“宁可译得不顺口”。他的意思“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保存着原作的风姿”，而且更重要的，这是以成人为读者的。在以儿童为读者的译介时，鲁迅却更重视“意译”，甚至于“改译”，赞成“转译”（鲁迅称之为“重译”）。如果在译介儿童读物时也一律采用“直译”，首先遇到的就是欧化句子不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再者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而令读者看得费力。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他又说，靠着“重译”，可以看到好些国家的作品，“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堂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鲁迅译的《表》《小约翰》《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就是从德文转译的；《俄罗斯童话》《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从日文转译的。为了让孩子们能读懂，鲁迅不仅在译法与文字上以儿童的阅读能力为标准，而且他译的儿童读物，大多既有“引言”，又有跋文之类，给儿童阅读时提供辅导。鲁迅说过：“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鲁迅对于儿童读物的译介，无疑在对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起着“催进”与“鼓励”作用之外，还起着“示范”作用。
（三）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
鲁迅一面积极鼓吹并亲自动手译介外国童话，一面热情地鼓励、扶持儿童文学新人。早在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就支持周作人从事儿童文学，除了兄弟俩合译《域外小说集》时收入王尔德、安徒生童话外，周作人早期所作《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都是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的。周作人在绍兴做教师时，倡导儿歌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当时鲁迅在北京特地收集了各地儿歌抄寄周作人，并作了详细注解。五四儿童文学兴起之后，出现了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鲁迅后来曾作了高度评价：“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这样的情形直到张天翼的《大林与小林》（1933）等的出现，才有了改观。但张天翼是在鲁迅的关注与扶持中成长起来的一颗新星。张天翼的处女作《三天半的梦》（1929）就发表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月刊上。尽管这篇作品还不十分成熟，当时鲁迅在看过原稿后即写信给他，提出一些必须修改的地方，并说修改后可以发表，鼓励他“多写”。嗣后，张天翼不断地寄稿给鲁迅，鲁迅都及时作了负责的处理，肯定进步，指出不足。如鲁迅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地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彩。”就在写这封信的前一年——1932年，日本友人增田涉为选编《世界幽默全集》，请鲁迅推荐当代中国作家这方面的作品，鲁迅就推荐了张天翼的《小彼得》集。当时又有一位美国友人计划编译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鲁迅和茅盾在介绍中国文坛的“新进作家”时，又热情地推荐了张天翼及其作品。这对于文学青年张天翼，无疑是极大的荣誉与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