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时代之思想”或者“新潮流的精神”，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就是从五四承继下来的“民主”和“科学”。那个时代最大的“民主”就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就是以科学的知识反对迷信愚昧，借以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鲁迅也正是在这“民主”与“科学”的两条战线一同作战的。一方面，他支持并扶植革命儿童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同种种扼杀革命儿童文学的反动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向为革命儿童文学洒下鲜血的先驱者们（如“左联”五烈士等）致以崇高的敬意。另一方面，积极倡导科学文艺，认为科学“假小说之能力……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鲁迅自己就翻译过科学小说《月界旅行》（1903）、《地底旅行》（1906）与《北极探险记》。后来，他又呼吁“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供给少年儿童阅读。他诚恳地告诫青少年：“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的人。同时要求儿童读物的编写者与出版者，应“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同的时代不仅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规范了不同的观照对象，而且也提供了不同的艺术理想。所以鲁迅说：“现在倘有新作的童话，我想，恐怕未必再讲封王拜相的故事了。”他还借用《表》的日译者桢本楠郎的话呼吁：“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们新作品”，培养他们“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作、植物和人类的世界”的能力，“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展滋长”，与时代一同前进。
诚然，一个时代的思想既十分丰富，又是具体而微的。“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的内容，都可以体现“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但至于儿童的接受来说，不可能不分轻重缓急地面面俱到，不说儿童的精力与时间有限，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鲁迅认为，儿童的生活应“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地选材，努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实际，鲁迅强调儿童文学的任务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将儿童培养成“一个独立的人”，同时更应该是“人的战士”、“勇敢而明白的斗士”。
鲁迅关于“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第一谊”的儿童文学功能观，表明他把儿童文学的思想性摆在第一位，重视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导引”作用，以及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基本观点，是与他将儿童视作希望与未来的儿童观、“指导”儿童的教育观以及所坚持的“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观一脉相承的。这也是鲁迅儿童文学观与周作人等在当时所倡导的将儿童生活与社会生活相分割，否定儿童文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关系的“儿童本位论”这一儿童文学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三）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
鲁迅不仅重视儿童文学的思想性，而且从中国儿童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与这一思想性的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即对插画本儿童读物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