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早期对儿童文学的倡导
儿童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儿童文学从自身的实践中发展出了可以判断它自身的美学标准，或者说儿童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告知人们儿童文学的内涵、性质、功能、美学特征、体裁样式及其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等，它明确地宣告了“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的附庸，而是拥有主权和法则的一个独立大国”（高尔基语）。在早期的儿童文学倡导中，先驱者们从各自熟悉而有兴趣的领域，为儿童文学的出现拓荒耕耘。其中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发生了深刻影响的、初步构建了“自觉期”儿童文学理论概貌的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这样四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巨人”。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又名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1918）时用的笔名。鲁迅的儿童文学活动开始于1902年至1909年的日本留学期间。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分别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和南京启新书局出版。鲁迅那时认为，像凡尔纳这样的科学小说“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但这两部作品既非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译介时也没有给儿童阅读的意图。1906年，鲁迅对“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长篇童话——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进行翻译的想法，将这部“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介绍给国人，他认为“只要不失赤子之心”的人，都会欢喜这本童话。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时代铭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获得了社会进化论的知识，坚信“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救国兴邦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与此同时，他在河南留日学生办的杂志《河南》上接连发表了《人之历史》（1907）、《科学史教篇》（1908）、《文化偏执论》（1908）、《摩罗诗力说》（1908）与《破恶声论》（1908）五篇文言论文。在《人之历史》里，他宣传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接受了人类种族发生学说关于“个体发生实为种族发生之反复”的观点，成为他五四时期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所从事的社会批判的武器。在《科学史教篇》里，他推崇科学幻想，认为“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这正可以作他评价科学小说的注释。在《文化偏执论》里，他阐述在外国文化的接受问题上应该有“拿来主义”的辩证态度，主张“非物质”而“重个人”，指出要在天地间求生存，与各国竞胜负，“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将“个人”从“群体”中突出出来，重视人的“精神”建设，可为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先声。而《摩罗诗力说》则认为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史，那最有力、最能鼓舞人心的，当首推文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求新声于异邦”，“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境界。《破恶声论》（未完稿）要破的是三种“恶声”：破迷信、破崇侵略、破尽义务（这一部分未完成）。表现了鲁迅“科学与救国”的思想。鲁迅这些最初开始文学活动时的文论，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思想与主张，在这里也已经孕育着他对未来一代的期待，这期待后来变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及为了“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而对儿童文学的倡导与卫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