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周作人也以“儿童本位观”和“儿童是完全的个人”为理论基点，提出了他以符合儿童本性自然发展的儿童教育思想。他指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关于儿童的书》1923年8月17日），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儿童的文学》）所以正当的儿童教育当以卢梭的“回到自然”顺应儿童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为指导思想。周作人反对一切新旧道德教训的训练儿童方式，主张“教育者授与学生知识的根本，启发他们生活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智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国荣与国耻》1921年7月23日）无论是过去那种以纲常名教封建思想来强行灌输的方式，还是现实的以“国耻教育”“爱国教育”政治内容入于幼儿园、小学校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敬答郑兆松先生》1923年8月24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以人类科学知识激发儿童正常智力的发达，以艺术、儿童文学去激发儿童创造的幻想的能力，庶几可望培育出“完全的人”。因此，与这一教育思想相通的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思想也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在《童话略论》（1913年11月15日）中，他认为：“儿童教育与童话之关系，近已少少有人论及……今以童话语儿童，既足以厌其喜闻故事之要求，且得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要义也。”五四时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语，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
（二）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强调儿童文学是娱乐的文学。周作人在《童话略论》（1913年）、《童话的讨论》（1922年）及《关于儿童的书》（1923年）中都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儿童与“原始人”相似——“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因此，“原始人”的文学与儿童相当。儿童文学的任务应该是“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
（三）强调“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儿童的书》）在同一篇文章里，周作人提出：要避免“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太艺术的，偏于玄美”的两种倾向。最好的儿童文学是那种“无意思之意思”的创作，如安徒生的《丑小鸭》《小意达的花》之类的“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之作。在《关于儿童的书》中，他又一再重申，不论怎样的儿童读物绝对不能灌输“圣经贤儒”等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比较上述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结合他们的儿童文学实践，不难看出，鲁迅、周作人都从“儿童本位观”与培养“完全的人”出发，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强调儿童文学必须以尊重儿童接受者的智力水平为前提，这无疑是对几千年来“父为子纲”的以“长者本位”的旧儿童观、旧道德观、旧教育观的有力声讨与抨击，催促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打下最初而又扎实的基础，其功其德必将永载史册。然而，对儿童、儿童教育的不同理解，他们的儿童文学思想在相近的表述却有着实质性的分野。将儿童看做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的鲁迅，显然吸取了进化论中“斗争”与“发展”的观点，将他的儿童文学思想建立在“儿童本位”与“民族未来”的双支点上，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的知识启蒙、智力启蒙、人生启蒙的利器来作。尽管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功能有夸大之嫌，但儿童文学必须同社会时代一同前进，为人生、为社会、为民族、为未来的思想是正确的，是合乎当时中国的国情与现实要求的。可是周作人，一方面他将儿童视作“自然的人”、“理想的人”，要保持儿童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另一方面又十分痛心儿童被污染的悲惨的现实，然而，他没有选择“斗争”的方式，而是从生物进化论中吸收了“顺应自然”的一面，寄希望于儿童文学能为儿童营造一座可以供他们逍遥的花园，这只能说是一种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周作人在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艺术性的认识上比鲁迅有更近于文学本质的地方，他的排斥政治思想的主张也不失为批评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的一种积极态度，但他因此排斥了儿童文学与现实生活的根本联系，甚至连有关国家民族尊严与前途的“国耻教育”与“爱国教育”，他也要求坚决摒弃在儿童文学之外，这显然是错误的，不合时务的。可以说，“社会的、民族的、未来的、教育儿童的文学”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的、供儿童消遣的文学”是鲁迅与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与根本分歧。这是两种性质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分歧，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所以沿着鲁迅的方向发展，根本原因也正在这里。
综上所述，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在他们共同倡导儿童文学运动的五四时期就已经有着性质上的差异与发展趋向的不同。也正是这一分歧所引起的矛盾运动，才进一步推动了人们的探索，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动力之一。从这一时期他们在儿童文学思想的差异上，人们看到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潜在着两条道路与两个方向的论争，而在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儿童文学为什么是沿着鲁迅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周作人，这实在也是“进化”的必然，而不能脱离赖以存在的时代，在社会与文学以外去找原因。
[与蒋风合著，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