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改组后的《新青年》就开始注意妇女和儿童文学。该刊主编陈独秀曾明确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教育问题’之一。”事实上，当时对儿童文学的提倡，主要是看重于它的文艺形式便于传播思想。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也无疑是他们儿童教育思想的重要一翼。由于对儿童教育的不同理解，他们对儿童文学思想又有着各自的内涵。
鲁迅儿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与幼者》1919年11月1日），目的是要把儿童教育成一个“独立的人”、“完全的人”、“超过祖先的新人”——“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此，他非常重视发挥具有“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文艺作用，不仅在《故乡》《社戏》等文学作品中塑造了闰土、双喜、阿发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儿童形象：热情、朴实、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睿智、精干、乐观、向上，这些英伟的宁馨儿，有着健全的精神面貌和纯洁无瑕的心灵，这正是“‘人’的萌芽”。同时，为着这“‘人’的萌芽”的健康成长，还对儿童文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鲁迅早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思想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儿童文学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年）中，鲁迅提出倡议研究给儿童的文学，目的在于“以辅翼教育”。在《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1915年3月）中更具体地指出了儿童文学四个方面的功用，即使儿童“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
（二）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强调儿童文学的可接受性原则。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因而在《华盖集·通讯》（1925.3.12）中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品应“浅显而且有趣”。“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还在《二十四孝图》（1926年5月10日）中提出了“真实性”的要求：“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
（三）提倡科学文艺，强调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对培养少年儿童进取心理的积极意义。早在1903年《月界旅行·辨言》中就强调了科学小说“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