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人的文学》（1918.12）中也表达了与鲁迅相一致的认识。“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在《祖先崇拜》（1919.2.23）中，周作人进一步批判了那种过去比现在好的观点，认为现在胜于过去，未来胜于现在，我们不应该“崇拜祖先”，而应该崇拜代表现在的自己，特别应崇拜代表未来的子孙。指出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子女长大以后，不仅自己要好好做人，而且还要努力培养下一代。
不论是鲁迅主张从亲权尤其父权中解放子女，还是周作人将“崇拜祖先”改为“崇拜子孙”，都是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论说了人类社会中成年人与儿童的关系，鼓吹“以幼者为本位”的新儿童观。从总体来说，人类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总是前者为后者牺牲，后者比前者更有发展。但是，联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那就不是用生物进化的道理所能解释清楚的，中国的社会现实便是如此，鲁迅与周作人对儿童理解的分歧也正在这里：有侧重于社会性与侧重于自然性的区分。
早在1915年的《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里，鲁迅就指出：“人自朴野至于文明，其待遇儿童之道，约有三级。最初曰养育。更进，则因审观其动止既久，而眷爱益深，是为审美。更进则知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后来在《随感录二十五》（1918年9月15日）中再一次写道：“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继而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由此可见，鲁迅一开始关注儿童问题，就是把儿童看做将来，看做发展，看做希望，把儿童问题从家族关系发展到了人类关系，这在理论上相当深刻。但是，周作人所提倡的“把祖先崇拜”改为“子孙崇拜”的见解中，却缺乏把父母与子女关系转为人类的契机。周作人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祖先崇拜》）。因而，他所论述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直局限于家族关系中，父母与子女关系从头到尾都在从祖先到子孙的血缘关系之内，父母与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作为一名家族成员的义务与责任，而没有上升到家族成员也负有作为人类成员的责任，像鲁迅那样注目家族关系，却又摆脱家族关系的范围走上人类关系的高度。因此，鲁迅眼中的儿童是处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的人”；处于人际关系中成长的“社会的人”。而周作人眼中的儿童则是处于自然进化中的“生物的人”，是“人与子”，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儿媳妇与儿媳之夫”（《随感录四十》）。这是鲁迅与周作人儿童观的最本质的特征与分歧所在。
二、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比较，更应从他们当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上来考察，尤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茅盾《关于“儿童文学”》1935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