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儿童文学的兴起与蓬勃无疑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作为一种文学而言，我们通常将儿童文学看做是崛起于五四前后的“新儿童观”的倡导中，以鲁迅为开端，而以“文学研究会”诸君子的“儿童文学实践”为中坚，其流风所被，则可谓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形成了鲜明的“以为人生、重教育性”为特征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近年来，随着学术界改革开放后的宏阔视界，在对“儿童文学教育方向性”这一特点的反思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与现代儿童文学观念互通声息的主要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注重娱乐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理想。联系到五四时期周作人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鲁迅则侧重于创作实践及社会文化批评，其关于儿童文学的论述在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这一事实，据而提出应对鲁迅、周作人等在五四儿童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地位以重新评估，并与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大潮相呼应，有重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倾向。我们认为，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诚然，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兄弟也曾协同作战，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但他们在倡导儿童文学之初的动因与目的就不尽相同且因本质上的差异而致有后来的相距千里。因而研究鲁迅、周作人的早期儿童文学思想，理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发生期的思想脉络，不仅对理解中国儿童文学鲁迅方向的必然性及其意义，而且对鲁迅、周作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一、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比较，应放置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他们在儿童文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儿童观上的异同。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观；只有儿童被认为是独立的人时，一种适应于他的文学才应运而生。
有着两千年封建文明的中国，人们对儿童的理解如何呢？鲁迅清楚地指出：“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10）周作人也同样指出：“中国向来对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是将他看作不完全的人，说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的文学》1920.12.26）他慨叹：“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妇女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儿童的书》1923.6.21）
对中国社会儿童现状有着清醒认识的周氏兄弟，为了“救救孩子”，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家庭这一封建统治最基本的细胞上，主张先从父母解放各自的子女做起，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思想：“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继而又说：“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基于这样的思想，鲁迅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