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童话观的最大特点是顺应儿童的接受心理即自然成长过程，核心是“承认儿童世界”。因此，他反对“太教育”“即偏于教训”与“太艺术”“即偏于玄美”的两种不顾儿童世界的方面，而认为最好的童话当如安徒生的《丑小鸭》、《小意达的花》和卡洛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那样“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之作，因为它可以满足儿童空想的要求，使他们在荒诞、怪异、虚幻的童话世界自然而然地发达他们的智慧、完成人的心理精神的正常构建，向着自由充实、不断成熟的成年人生迈去。这里的“无意思”与“非教训”是同一意思，而“决不是无意义”，比如《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就“实在有哲学的意义”。这与周作人对“教育”一语的理解是相一致的。他说：“教育这两个字不过表示应用的范围，并不含有教训的意义，因为我相信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我们所能做的是“以艺术、儿童文学去激发儿童创造幻想的能力，庶几可望培育出‘完全的个人’”，若“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则非特弗克受解，而聪明智力不得其用，亦将就于废塞，日后诱掖，更益艰难，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也”。然顺应儿童心理也绝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包含着教育与引导，只是这一教育与引导必须十分谨慎地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它包含了“适如其分”的“满足”与“适如其分”的“束制”（引导）两个侧面，目的仍然是使儿童的发展不脱离“正当的轨道”。应该说周作人对童话（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理解还是比较辩证与全面的，虽然他也有与那个时代的“不合宜”与过于天真的一面，但他的核心是在进步儿童观的指导下，坚持童话的文学性质与坚持童话的儿童服务方向，是代表了那个时代从文艺学上认识童话（儿童文学）的最高水平的。他在与赵景深的童话讨论中指出的“中国讲童话大约有十年了，成绩却不很好，这是只在教育的小范围里着眼的缘故”，今日读来仍尤促人深思。
周作人童话观的另一特征是其与现实的紧密联系，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注目于“儿童的”现实所思考的结果。在1923年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1934年《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跋》、1936年《题〈杨柳风〉译本》、1949年《小人书》等文章中，都体现了周作人对儿童命运与现状及童话与儿童文学的密切关注，多次感叹道，“对于儿童的关切，在现今的中国，我恐怕教育上或文艺上对于这个问题不大注意久矣，夫已非一日罢了。说也奇怪，家里都有小孩，学校内和街上也都是，然而试问儿童是什么？谁知道！或者这是一种什么小东西罢了，或者这是小的成人，反正没有多大关系”。“学者中没有注意儿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样不会注意”，不仅对希腊与日本的美妙童话偏偏少人理论，又抱定“文以载道”的旧思想不变，要“引导儿童到杨柳中之风里去找教训”，“结果是儿童文学也是一大堆的虚空，没有什么好书，更没有什么好画”，全是些骗钱的鬼把戏。也如周作人指出的——“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度，反复循环，在提倡儿童本位的文学之后会有读经”一样，周作人如此“反复循环”地强调他的顺应儿童本性的童话观，除了他“儿童学”的依据外，便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将儿童性、文学性与现实性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得他的童话观在当时的童话理论里最有说服力。
周作人在《儿童故事·序》里这样写道：“我想我们如为儿童的福利计，则童话仍应该积极的提倡也。研究、编写、应用，都应该有许多人，长久的时间，切实的工作。这个年头儿，大约有点儿不容易，那也难怪，但是也不见得便不可能，耐寂寞肯辛苦的人到处随时总是有的。点一支寸金烛，甚至于只一根棒香，在暗黑夜里，总是好的，比不点什么要好，而且吃旱烟的也可以点个火，或者更可以转点别的香和蜡烛，有合于古人薪传之意。因此我对于近时在做童话工作的人表示敬意，他们才真是有心想救救孩子的人。”这段话正可以做周作人自己的写照，他就是这样默默执著于救救孩子的值得敬意的人。他坚信“那刻大人将庄严地为儿童筑沙堆如筑圣堂一样”的时代将要到来。因而他对现实的战斗力与对未来的乐观精神都是在他其他的文字里（非儿童文学）难以见到的。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在“以愤火照出的他的战绩”的同时，更应该发扬他的甘于寂寞的奉献，学习他执著与韧性的品质。
（载《儿童文化研究丛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