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坚持翻译实践的同时对翻译童话发表了很多切实的意见。他说：“我所主张的翻译法是信而兼达的直译。”所谓“信而兼达”，即“尽中国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又因为儿童有“好新奇”与“守旧”的两面，“童话的翻译或者比直译还可以自由一点”。但若“以儿童为对象”，便“往往修改原文，虽然也可原谅，但总之不是正当的办法”。正当的方法“必须顾及到童话兼有学术与文艺的双重性质”，因而翻译童话比译其他的书有更多的要求。第一，力求忠实，一方面顾到中文的流利，一方面保持原文的意义与风格。第二，要用中国的语文，写出别国的风土人情来，即“形式要国语化，内容要留欧化”。假如可能，还应当利用插画来作补充，而这些图画也最好是用原本上它们本国人所画的。第三，童话里的有些分子，即使不说是有毒素，也总之是可以成为问题的，也要妥善解决。第一件是要将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第二件是有些社会上的问题，比如《格林童话集》里对犹太人不敬话，也只好正确而真实地译出来，因为这是事实，不仅不应消灭它，也不能改变它，倒是应相反地予以说明之所以然的原因。在《〈希腊的神与英雄〉译后附记》里，周作人还提出了翻译童话的两条艺术标准：“诙谐”与“简单”，并且认为“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
五、周作人童话研究的四个时期
据周作人自述，他对童话的研究有“当初大抵是文学的”与“后来渐偏于民俗学的方面”之分。征诸于周作人童话活动的全过程，这一宏观描述是有根据的，但现实的情形自然要丰富复杂与生动得多。这里试将其分为四个时期来作进一步探索。
第一时期，民国初年至五四前夕（约1912—1919），即周作人在绍兴县任教育会会长并以其主编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为阵地，借用西方人类学派（即民俗学派）理论倡导童话研究的那段时期。主要文章有《童话研究》（1912）、《童话略论》（1913）、《古童话释义》（1914）、《读安徒生的〈十之九〉》（1918）等。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童话兴趣时，周作人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因为那时我所读的三字经是两本安特路兰所著的《神话仪式与宗教》，不免受了他的许多影响”，包括“文学史及评论类，古典翻译介绍类，童话儿歌研究类，最重要的是神话类”，并“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知童话解释不难于人类学中求而得之，盖举凡神话世说以至童话，皆不外用以表见原人之思想与其习俗者也”。因此，周作人当初对童话的起源、变迁、分类、应用与评骘等，都是接受了安特路兰的理论。他在1914年《采集儿歌童话启》中也表示采集的目的是“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所以，周作人说他对童话歌谣的喜欢，“最初的兴趣是在民俗学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