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儿童的社会地位受到漠视，儿童的身心备受摧残。周作人对此有着清楚深刻的认识：“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中国向来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激烈抨击了这种封建的儿童观虐杀儿童的罪恶：中国儿童的命运只是在“父为子纲”的封建桎梏束缚下，演着一出“家庭与教育的悲剧”。为此，他指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便他生活满足丰富。”在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也应该是“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并强调指出，这才是“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这在祖宗罪孽深重的国家，确实不愧为智者之言，仁者之言。正是这种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教育儿童的进步的儿童观，使周作人不仅重视儿童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同时更注重他们精神上的需求。对封建教育和封建文学漠视儿童的精神食粮的现象，周作人慨叹道：“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他提出“儿童同成人一样需要文艺”，新文学有“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他对五四初期的儿童文学现状是十分不满的：“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价值”，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他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全是用古人来讲大道理”，使之“成为三百篇的续编”。对此，他提出：“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受与人生的解释”，并称这种要求乃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为此，他热切地呼吁新文学的志士仁人应当“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儿童文学”，并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具体途径：“收集各地歌谣，收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他认为从事儿童文学的人应当注重理解“儿童的世界”，“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征，对3至6岁，6至10岁，10至15岁三个时期的孩子对儿童文学的不同需要作了分析，对儿童文学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强调儿童文学只是儿童“可以逍遥”的“适宜的花园”，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让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这种以儿童为本位，迎合儿童心理，服务于儿童的观点，无疑是对“父为子纲”等陈腐落后的封建旧道德旧教育及其旧儿童观的有力声讨与抨击，在初期的反封建战斗中，着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对于提高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地位，加速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周作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对儿童文学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