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人们又有机会了解到周作人研究领域外的情况。在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日本汤山士美子的《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一文，该文认为：五四时期周氏兄弟都批判封建旧儿童观，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新儿童观，但在具体认识儿童与对待儿童两个方面，两人又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把儿童看做现实的“人”，后者把儿童看做理想的“人”。因此，应该重新评价鲁迅的儿童观与重新探讨周作人的儿童观。这给刚刚起步的周作人研究照进了一缕新的阳光，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在这一年，另一位日本研究者新村彻写于1982年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国儿童文学小议之一》也被介绍过来。该文以周作人儿童文学论集《儿童文学小论》为例，充分肯定这些写于五四之前、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要论点有：
（一）周作人第一次将民俗学的方法引进了儿童文学，以人性与科学性作为评论儿童文学的尺度，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具有了“现代”品格。
（二）周作人强调将儿童从封建旧儿童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对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童心论”与“儿童本位主义”来批判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将儿童当做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与大人同等的人格的观点，正是对儿童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应该说是走在了同时代其他论者的前面，是值得肯定的。
（三）周作人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时期，他对安徒生与王尔德创作倾向的推崇，反映到了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五四时期占主潮的创作倾向，这些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
（四）尽管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也有不少缺陷，比如他对“文学的童话”与“童话理想境界”的解说就不能让人明白。
上述两篇日本学者的专论所论及的主题，是当时的国内研究者还未曾给以注意的内容，这让国人在得到启发与借鉴的同时，更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无疑也是一种推动力。
四
20世纪90年代是“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1990年，倪墨炎先生在其重要著作《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里，有两节讲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从事儿童学研究”与“重视儿童文学”。钱理群先生也于1990、1991两年分别推出了他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与《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三部著作，都因供不应求，于出版后的次年重印。在《周作人传》里，著者以《寂寞中的默默耕耘》《〈异域文谈〉及其他》《“起怀旧之思”》与《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等五个章节，记述了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于绍兴执教时关心儿童教育理论开始到1920年周作人发表《儿童的文学》演讲这期间约十年的儿童文学活动。在《周作人论》里，又于第八章《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比较系统地介绍并客观评价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并认为：
（一）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最热心的倡导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二）周作人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倡导着一种文学新潮流，即着重于“自然人生”的自由表现，追求文学的“真诚”与审美功能，强调尊重艺术思维的客观法则，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创造。
（三）周作人所倡导的这一文学潮流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始终未能成为文学的主潮，但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对立面而顽强地存活着，它的得与失，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与给人们的经验教训，都值得今天认真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