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文章开篇写道：“二十年代的周作人，在文坛上曾有点名气，他不仅以小品文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肯定之后，文章又于篇末否定道：“应该指出，周作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鼓吹儿童文学的，是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拿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儿童的摧残的。因此，他的关于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论述是建立在‘返祖说’的反动基点上的，其结果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的‘自由教育论’。”（下划线为引者所加）这又明显带有那个时期的局限性与犹豫性。无独有偶，还是王泉根，在他同一时期执笔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河北少儿出版社，1986）第一编《1917—1927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与儿童文学观也只用了一页的篇幅叙述，而不能给他在儿童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曲折的一面。针对周作人研究中出现的这一徘徊现象，曾有人撰文指出“这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显然，用这种顺笔带过的简单方法对待周作人这样一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不仅是不适当的，也是极不公正的！因为“在周作人身上，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方向的儿童文学。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愤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对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初期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值得欣慰的是稍后出版的张香还先生的个人著作《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著者用专章专节，以翔实生动的历史资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周作人作了在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且全面中肯的评价。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作中被确立了。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曾悄然掀起一股“周作人热”，不仅周作人的小品文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需求，周作人研究也有了令人欣喜的长足发展，这其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周作人毕生对儿童问题的关注。譬如，1986年舒芜在《周作人概观》里旗帜鲜明地指出：
在儿童问题方面，周作人多从正面来说，应该对儿童、儿童教育、童话（和神话、传说）有正确的理解。既不应该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该当作不完全的小人，等等。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当中，经常注意这个问题的，也没有人超过他的。
舒芜先生这番言论，发表于思想解放之风初开之时，可谓有振聋发聩之效力，无疑为周作人研究拓展了一个新视野、新领域，尤其他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比所提出的问题，很给人以思索与启发。此后，有人循着这一思路，作了一番查证后指出：
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他们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与奠基者是从不同的方面，谁也不是全才。……就说鲁迅吧，他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没有专为少年儿童创作过一部作品，连自己也一再表自他对于儿童文学是“没有研究过”的：1936年，即他逝世的这年的3月11日，鲁迅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4月2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又说：“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以后我想留心一点。”4月15日，又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强调：“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这当然可以看作是鲁迅先生的自谦与严于责己，但并非毫无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