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在新时期以前还是一个空白，笔者接触到的资料表明，只在20世纪30年代，被一些周作人研究者偶然提及。以陶明志先生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为例，仅三处：
1．杨晋豪在《周作人先生》中指出：“他是一个很注意儿童文学的一个人，像《谈龙集》中的《读各省童谣集》《读童谣大观》。在吕坤的《小儿语》，《谈目连戏》《猥亵的歌谣》及《江阴船歌序》《潮州歌序》等之中，他都有很显明地叙述他对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意见。我以为他用忠诚的态度和虚心的观察之对于他们的研究，其价值也不下于他的介绍外国文艺的伟功的。”这可以视作20世纪30年代对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面成绩的最高评价。
2．梁永福在谈到周作人的《谈龙集》时也说：“……还有把我们素来很隔膜的希腊文艺，和大部分人从来不大注意的儿童文学和民间歌谣，努力地去介绍和提倡，使我们能明白地知道艺术界——其实是文艺界一一中还有许多我们忽略了的珍宝。这几点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文章里看出。也是应该向著者感谢的一点。”肯定并赞赏了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等方面的关注。
3．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B）趣味方面的表现》里，将神话、童话、民歌及童谣、民间故事及野蛮人风俗与迷信等这些含有儿童文学性质的文体纳入“民俗学之偏爱”中给以研究。
除《周作人论》外，可以见到的文字，还有王哲甫在其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书局，1933年）里曾有对周作人提倡歌谣的一段评价，他说：“周氏对于提倡歌谣的收集，尤有特别的功绩。这种向来被文人学士视为林野庸人孺子的歌谣现在居然在文学上被人重视起来，收集、整理、考证、刊行，这不能不说是周氏提倡之功。”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史著的第八章名为《整理国故与儿童文学》，还着重介绍了当时出版界出版儿童文学丛书的情况。
以上可以视作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以前，仍然没有可以被称之为“周作人研究”的东西，整个文学界都没有研究周作人的条件，儿童文学自身的建设也因政治诸因素的介入与限制，还无暇顾及也不许可顾及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作正常的学术上的清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十月革命后，儿童文学的发展或多或少是按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无例外地对儿童文学作如是要求；又因为周作人的汉奸身份，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长期以来几乎无人提及，似乎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偶尔能见到的文字，也是口诛笔伐，全盘否定。
二
周作人被重新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思想启蒙运动与改革开放的潮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空间。在关于如何提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水准的思考中，谈论最多的是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在这种思辨气氛中，重新回忆起周作人，便是很自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