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究竟发生于何时，这是关系到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十年来学术界众说不一，主要有“晚清说”（胡从经等），“清末民初说”（吴其南等），“五四说”（韩进等）与“古代说”（王泉根等）四种，其中前三种说法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
论争源起于1982年。是年，胡从经先生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书出版，著者通过对梁启超、黄遵宪、曾志态等提倡儿童诗歌、儿童小说与儿童音乐、早期儿童报刊的创办以及鲁迅早期对儿童艺术和童话等的意见这些历史事实的钩沉整理，初步勾画了我国儿童文学在晚清时期所呈现出的绚烂多彩的景观。此后，“晚清说”便渐次流行起来。
1986年，笔者以《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载《儿童文学研究》，1988年第28辑）为题，向胡从经先生请教。拙文认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是在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发现后，它的精神需求得到充分重视时才有可能发生。指出“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中的“儿童文学”一语的内涵应该指作为文学这一门类的“儿童文学样式”，而不是单纯指称“儿童文学作品”。最后以五四时期为儿童创作的作家的出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典范作品的产生（《稻草人》，1921）、儿童文学刊物的创办（《儿童世界》与《小朋友》，1922）、儿童文学研究专著的出版（《儿童文学概论》两种，1923）及中师“儿童文学”课的开设等为依据，将其作为我国儿童文学“产生”的标志。
文章发表后，1989年，吴其南先生撰文《也谈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载《儿童文学研究》，1989年6月），提出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五四说”，也不赞同“晚清说”，而主张介乎两者之间的“清末民初说”。作者首先辨析了用“产生”这一表明“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的词语来讨论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发生、演变的历史有它的不合事实处（言外之意，是否说中国儿童文学不是“从无到有”，而是“自古有之”呢？），也存在思维方法上拿了发展的成熟的甚至是现代化了的儿童文学形态去替代历史上的“儿童文学”的错误处，认为应将关于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何时的讨论变成中国儿童文学“自觉”于何时的讨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自觉”于清末民初即辛亥革命前后的三条依据：（一）儿童观的变化。随着1905年废科举后新教育在全国走向确定，中国人“开始了对儿童的‘发现’，这其中就包括对儿童审美心理的研究”。（二）开始了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收集和创作，儿童文学作为一类在文学园地里开始出现，如1909年创刊了专门刊载供儿童课外阅读作品的《童话》丛刊。（三）理论上对儿童文学进行了最初的研究，如孙毓修的《童话·序》（1909）与周作人的《童话略论》（1913）。吴其南先生着重指出：正是“由于《童话》的创办和孙毓修、周作人等人的活动，中国儿童文学在清末民初得以自觉，但这种自觉主要是借民间儿童文学的收集、整理和说明得以实现的。”因而在整体上又“缺少一种和20世纪时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性质”；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得以“突破这一局面并迅速地使自身现代化”。吴其南先生写道：“五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儿童文学完成了这一转变。”众所周知，“儿童文学”这一名称只能是近、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中国的“儿童文学”一词最初出现于五四时期，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中衍化而来的。既然吴其南先生也看到了五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循着吴其南先生的思路，笔者则认为，还是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延至五四时期更为妥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