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儿童学知识的获得更得力于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1906—1911）通过日本这座“文化桥”而接受了西方弗洛伊特派儿童学的影响。虽然这一接受过程因资料缺乏以及对这一方面研究的乏力已难勾勒其全貌，但在1944年所作的《我的杂学（十）》中，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他说：“我在东京的时候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儿童学——引者按）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刚开始发达，斯丹莱贺耳博士在西洋为新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书多是英文的，塞来的《儿童时期之研究》虽已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常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可以说，在五四时期被广泛作为儿童解放武器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在留学东京时周作人就已经认同并接受过来了，此后他又在不断的学习与教育实践中加以体味升华，终于在1914年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教育主张，而后关心儿童便一直成为他的“胜业”，至老不倦，这是同时代人无法相比的。
二
这里提到“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教育主张，似有必要作一些说明。在儿童文学界怕是没有人不熟悉这个提法，也没有人怀疑这是由杜威来华讲学时的核心内容，又在此感号下由鲁迅在1919年10月写作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一种权威性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便作如是观，即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来华讲学。在杜威所宣扬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儿童本位论”的内容对当时中国小学教育界与儿童文学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代表20世纪初崭新的儿童观的出现，便以不可阻挡的凌厉之势冲击着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来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旧儿童观。思维敏捷的新文化先驱者们也都以极大的关注与**，取同一步调掀起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儿童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杜威来华讲学后的五个月，鲁迅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重要文章，指出“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呼吁“觉醒的人”“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诚然，这些都是事实，“儿童的发现”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是20世纪初中国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但从这种叙述中则容易让人以为“以儿童为本位”的提出在中国是经杜威启蒙发生于五四以后的事。事实上，周作人早在此五年前就已经明确表达过了。
